从7月29日写起，一直到8月7日，李秀成写了七万多字的“供词”。
纵观李秀成供词，大概有七方面的内容：1．有关金田起义详情；2．有关“天京事变”前后的历史；3．有关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4．叙述在上海等地与“常胜军”交战的情况；5．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作辩解；6．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失误；7．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由于李秀成自己撰写“供词”，加上他最后要替曾国藩“收降”太平军余部的想法，使得这位大英雄身后广遭非议。
“极左”学者更是以此把他定性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为此，研究太平天国最权威的罗尔纲先生一直为李秀成此举辩解，他自1944年开始就宣称李秀成的“投降”是类似当年姜维降魏的伪降，是苦肉计。他认为，李秀成是想通过伪降争取时间，准备东山再起。罗先生推断，李秀成假称幼天王已死，大夸曾国藩仁慈睿智，其实是想麻痹对方。……凡此种种，皆是罗先生的臆测。
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把李秀成看得如此有“心机”，其实倒是对这位忠厚仁义之人的真正“抹黑”。首先，李秀成本人信仰坚定，不惧死，不怕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说得上是视死如归。否则，他也不会在遍体镣链的情况下天天于大木笼中细写太平天国的亲历历史。如果真有个人乞活的私心，李秀成根本没有定力和精力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写东西。
此外，曾国荃刀锥乱捅，李秀成不为所动，这当然也表明他是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对于死生，正如他所亲口表述那样：“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中国历史上，农民军战败后假投降的事例确实很多，最近的例子就是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多次“诈降”。但李秀成绝非“诈降”，他也没有类似姜维向钟会诈降的机会。当其时，他只是一个被逮入囚笼的牢犯，身边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李秀成对洪家王朝，可称是仁至义尽，但最后他从内心深处相信“我主（洪秀全）无福，清朝有福”，相信太平军是“乱星下降”，是“世人之劫数”。宿命论的悲观，决定了李秀成不可能有心思搞假降或者诈降。
李秀成最后对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最重要的建议。其一，他提醒曾国藩“要防鬼反”，即注意洋人对中国的吞并企图，这完全是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的无私之言。与洋人打交道，吃亏多时，李秀成自然在死前说掏心窝子话。其二，他表示自己能替清廷招降余部，希望曾国藩不要多杀两广人，这完全是替自己的子弟兵着想。李秀成是识大体的人，他深知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翻盘。当今之计，他只求死人越少越好，绝非是想耍什么计谋企图重新东山再起。曾国藩何样人也，那么阴险多计的老官场油子，又怎么能上李秀成这么幼稚的圈套（如果李秀成想骗他的话）！
赵烈文本人作为湘军高级幕僚，在李自成被俘之初曾与他倾心交谈，并问及李秀成“为何不早降？”
忠王答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我受其（天王）爵位，能不为之效死！而且，我用兵所到，未尝纵杀，对清朝官眷也一直优待礼送……”而且，当时他还十分天才性预见了日后清朝“夷务不靖”的外患，所有这些，皆可见这位英雄的超然忘我。
赵烈文问他自己日后打算，李秀成显然很清楚：“我一死而已。但求能招服旧部，以活众生，由此死而瞑目。”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曾国藩亲笔删改，达五千字之多。首先，为免遭清廷猜忌，曾国藩删去了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第二，他删去了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记述；第三，他完全删掉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第四，他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目的纯在冒功掩过；第五，他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也是想张大湘军之功。
综观上述情由，可以见出，曾国藩本人在李秀成自述《批记》上的解释言语完全是一派胡言，是他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对李秀成自述）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湘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根本无此语），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实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
李秀成写得越多，曾国藩越害怕，所以他最终决定不把李秀成送俘北京，而是迅速在南京处死。他之所以急忙处死李秀成，最大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第一，掩盖湘军把天京财宝抢掠一空的罪行。仅曾国荃一人所掠财物，即用了二百多只大船运回湖南老家。由此可以想见湘军上下大发横财之甚。其二，掩盖天京失陷时李秀成与幼天王成功逃脱的事实。曾国荃杀入天京城内，任由湘军屠杀天京城内无辜百姓，放纵湘军淫掠，但惰于追歼突围的太平军，其实纯属重大军事失误。为掩盖这一点，曾国藩自然要杀李秀成灭口。众人皆知的“曾左绝交”，起因正在于左宗棠上报幼天王入湖州的消息，曾国藩恼羞成怒，从此极恨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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