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阵\堂大笑，夹杂着掌声与赞扬高大爷口才出众的评语。
贺力大哥跟我偷偷使了个眼色，撇了下嘴，我知道他对高大爷的演讲已感到太大的厌恶。在座的人，没有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当年如何“鼓励劝说”我南下抗战的了。高大爷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确曾说过：“日本人打中国，等于鸡蛋碰铁球！”平津一沦陷，立即高叫：“抗战绝对没有前途，中国梦想打日本人才是鸡蛋碰铁球呀！”也正是这位仁兄。
高大爷结束演讲径行宣布：“现在请张特派员致词！”我站起，道谢敬酒，请求免除“讲话”。高大爷马上也站起来，大声说：
“机会难得，一定请特派员讲讲解，分分析当前天下大势！”
一阵掌声不停，我难再推拖，便简单地说了一下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我特别提出来：到处攻城略地的中国共产党，和强据东北坚不撤兵的苏俄，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内忧外患，今后大家的努力课题也就是如何消除此一新的内忧外患，并且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高大爷立刻振臂高呼：
“没问题，没问题，共产党不过一堆土包子，一群流寇！能成甚么大事？诸位放心，共产党想打国民政府吗？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哇！”
高大爷话说得多，酒也喝得多，席散时已经半醉了。客人纷纷道谢散去，他拉住我不放，非要带我去逛逛夜天津不可。他又不住地说：
“老弟，我告诉你啊，不，特派员，我报告你：现在接收大员们都在搞‘五子登科’，老弟如有兴趣，愚兄我绝对可以效劳办到！这五子登科呀，乃是占房子、抢车子、叫条子、买金子、玩戏子——人生也就是这么点享受，何况你们都苦了八年——”
我实在不敢继续领教，强挣脱开高大爷的拉扯，跟尚未散去的客人们摇手告辞。高大爷仍在摇摇晃晃地叫着：
“慢走，慢走，你这位老弟未免太老古板了，五子登科不来全，起码来个二子三子登科也好哇，包在愚兄身上——”
六十
第三天，表姊丈在义顺合请我吃西餐。第四天，表哥请我吃正阳春烤鸭子。第五天，贺大哥请我吃同和居涮羊肉。以后一连几天，都有姑父海关的同事、表姊丈邮局的同事、表哥银行的同事，以及左邻右舍与初中时代的校长老师们，分别请我吃饭。
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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