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同完成这任务的同志大喜一场，悄悄地北返，未想到一路被暗中‘钉梢’——凡是那几天由彰德搭火车北上南下的人，都被跟踪，严格检查、盘问。我们虽然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且上火车后也不坐在一起，但仍被分别视为可疑份子。可能我俩都身材高大惹人注目。他们不马上动手，却一直‘钉’到天津。只因被暗中窥见那同志跟我同在一家小餐馆吃过饭，第二天，两人分别被捕。我俩早有誓约：不管是谁万一被捕，绝不承认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是偶尔会碰面的同是‘跑单帮’的买卖人，当然死也不会彼此出卖。幸好在我家，没搜出什么，但不幸，藏在那同志家中的收发报机被搜出来，他受尽酷刑，就是坚不承认去蛊惑过皇协军叛变，更不肯供出一个‘同党’。日本人骗我说你的伙伴已经供出你来，我说请他当面对质，两天都不见他来，后来听说敌兵防卫周全怕他自杀，结果他用吃饭的筷子猛扎白己内耳而死。日本人又对我说他们俘掳有几名反叛皇军的皇协军可证明我的‘罪行’；感谢老天爷，竟然也没有一个‘俘虏’站出来指证，我知道他们都已一齐由安阳上了太行山——我只承认我曾两次花‘买路’钱经过那皇协军防地，为的是跑单帮做药材生意。
“我也备受各种酷刑，尽管坚不吐实，却仍然被判死刑。心想鬼子们常会‘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我只有认命。可是鬼子又声称：如果我吐实，反可减为有期徒刑，我不为所动。没想到数月之后，我仍然活着。更没有想到，一天我母亲竟能来‘探监’，我难免吃惊，以为执行死刑前，鬼子们让母子见最后一面；更令我吃惊的是母亲频频安慰我不要焦虑，连连说：‘放心，放心，你绝对是冤枉的。’见到狱卒未在眼前，母亲又轻说了一句：‘有贵人相助——干女儿。’母亲走后我才猛然想起‘干女儿’是谁？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改判八年有期徒刑。
“坐满两年，我竟被释放。母亲告诉我，她曾被唐琪带去北平一个什么经济局长家陈情哭诉喊冤，以后就不知唐琪如何进行营救？我重见天日，唐琪逢人便说这是天大的冤案，终于还了我清白。私下，她则告诉了我：她原本也成了惊弓之鸟，后来遇到她早年读德国护士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对她真好，带她进教会，要她信基督，她这两年来不住地\告，只要我在狱中未死，能挺下来，她一定要想尽办法营救。她连说感谢主，我居然能由滔天大罪蛊惑皇协军反叛嫌犯，改为贩卖货物走私资敌嫌犯，而改轻判八年，最后找不到任何直接罪证，囚满两年，便被放出。但不准离开天津，随时由地方警局‘看管行踪’。
“这时，我方始知道近两年来，唐琪已变成小富婆，她也已卸下歌舞衣衫，灌的唱盘收入好，又自己开了一家生意鼎盛的新型时麾仕女服装公司。义兄之外，她竟又认识了当年与他父亲八拜之交同是北洋政客，如今当了大汉奸的父执辈，那老家伙居然认她这位‘贤世侄女’——在这样的‘保护伞’下，唐琪更自信可能赢得这一场‘豪赌’——她使彼辈相信如果她知道贺某是抗日份子，一个女子那里会有这样的胆量去求情？那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吗？事迹万一败露，两人必是同死呀！她请托有力人士，与向下面的汉奸、日本人大量行贿，双管齐下，唐琪是几乎倾其所有倾家荡产来干的。我出狱后发现她又快变成了穷人。她便跟她的声乐女老师远去哈尔滨，竟能设法筹到款子接济我们的工作经费。至于她的义兄，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相助，但没有拿过她一文钱。”
“那个义兄是不是地下抗日人员？”我把问过表嫂的话，又问一遍。
贺大哥摇摇头。我再问：
“他会不会是政府派来潜伏敌人阵营中的‘反间谍’，或是‘死间’？”
贺大哥再摇摇头：
“兄弟，你大概看多了间谍小说或间谍电影。他没有那么伟大。他做过不少帮助日本人榨压加害老百姓的事。他是一名汉奸；后来心态有若干转变，唐琪告诉过我：我出狱后，抗战快到了末期，日军败象已露，他曾语带玄机地吐露：‘贺某人若真是完全无辜单纯的商人，日本人说这里是“王道乐土”，那咱们就应该帮助这顺民老百姓重获自由。何况后来我已探询出来，那年河南水冶皇协军叛逃，是“军用犬事件”逼出来的，不是什么重庆份子干得出的。不过，万一贺某人真是重庆份子，则请别把我放在被刺的名单中吧——’正好那一阵子，几个不小的汉奸伪官被爱国志士暗杀了。唐琪说她立刻起誓指我绝对只是一介商人，一名顺民，那义兄连笑三声说：‘好妹子，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叫贺先生特别珍重、保重吧——’当时我听唐琪忆述这一幕，我直叹服这‘兄妹’二人真是好演员。
“看来，日本鬼子很可能由义兄身上察觉出甚么，他的日本太太也可能会‘告密’，尤其，快胜利那年，经济局发出了许多通行证，得使我们的同志、爱国青年们南下；因而日本一投降，竟把他绑到芦沟桥上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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