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中，我梦到团总跟美庄亲热地跳舞，梦到美庄斜着头瞇缝着眼睛，嚼着口香糖，告诉团总她的嘴充满芬芳，然后团总便抱住美庄狂吻——我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恍惚中我以为自己是在太行山上，立刻翻动枕头企图由下面取出枪枝，准备去跟团总决斗；可是一阵剧烈的腿痛，告诉我，我是在医院里，又告诉我，我不能跟任何人决斗了，我即将变为一只腿的残废——
想到这儿，我原谅了美庄，也原谅了团总。我还在一直瞒着美庄，我没有再瞒着她的必要了，如果我早点告诉她，也许会促成她早日离开我，我如果真正爱她，应该不再使她这样痛苦不堪地，如受酷刑地陪伴着一个病人，一个即将被锯掉一条腿的病人了——
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告诉美庄；可是，当我见到美庄时，我完全变成一个自私的懦夫。我不甘心她被别人夺去，我对她付出过太多的感情。我仍然盼望我俩相爱，我太寂寞了，我太需要爱了。她来骂我也好，她来骗我也好，只要她叫我看得到，抓得到，吻得到——我要听她告诉我，她仍然全心全意爱我，绝不离我而去，哪怕那是一个谎，我也宁愿相信。我要活着，我需要爱，她的爱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甚至，我渴望发生奇迹——医生突然宣布我的左腿不必锯掉了，我将很快地痊愈出院，我将恢复到以前的健壮，我可以如昔日一样地在田径场上创造新的纪录
，我将在美庄心里，重新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爱的偶像——
八十四
五月到了。锯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一天清晨看报，突然发现一条香港短讯——我们报社的那位总社长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周刊。我真庆幸他并未陷身铁幕。我马上写信问候他，并探询最低领袖的消息。
总社长和最低领袖的信，同一天到达了我的面前，我高兴极了，这是我在台北住进臀院以后第一桩特殊快乐的事。原来总社长在广州撤退的前几天，已经前往香港，报社的同仁遣散的遣散，辞职的辞职，大部分也都离开了广州，在最危急中，最低领袖奉命代理总编辑职务，他是勇于负责的人，同时又为了等待我和美庄由渝返穗，所以他决心留守到最后撤退，当他不能再留守下去的时候，他却无法走掉，只好沦陷在广州——总社长把这情形告诉了我，并且一再赞扬我向他推荐的这位朋友忠\可敬。最低领袖在信上告诉我，总社长现在已聘请他担任那个周刊的总编辑兼总主笔，他一定全心全力兢兢业业地工作，以答报知遇。他又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广州陷落后的恐怖，与他由深圳逃往九龙，一路上的惊险。最后他特别问到美庄，他说他由报纸上看到美庄的父亲卖身投靠的新闻，极为寒心，并也为我捏了把冷汗，因为他担心我会被那个“不倒翁”扣留在重庆。
最低领袖给我来第二封信时，说他已请求总社长允许他到台湾来一趟，最好是能派他长期驻台，或在台湾办报，因为他听说台湾将要实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他对此大感兴趣：
“我们的政府果真要实行民生主义，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我们如果早已实行，大陆何致沦陷？我一定要到台湾去，我多向往一个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地方！那地方不怕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初国父革命的根据地比台湾还小得多。所以今天只要大家真心实行三民主义，收复大陆是可预期的！”
最低领袖又在信上大为夸奖美庄，他由我的信中知道美庄已来台北，他说：
“‘不倒翁’竟有一个倒向正义真理的女儿，请代我向这位巾帼英雄致最敬礼！”
我曾把最低领袖的信给美庄看。美庄似乎无动于衷：
“最低领袖不失为一名老实好人，可是这年月太老实没有用，我倒想写封信劝劝他，不必到台湾来，海南、舟山恐怕就会放弃，台湾实在不大保险——”
海南、舟山果然放弃了。是主动的彻退，国军全部登舰，未伤一兵一卒。民众们一连几天都人山人海地挤在基隆码头欢迎这些来台的国军，贺大哥也带着他的学生去参加欢迎的行列。当第三批由舟山撤来的国军在基隆登岸后，出我意外地，贺大哥自被欢迎的战士中带来了一位天津熟人，到医院看我。
那是为我开了两年多车子的庞司机。
在我过度的惊喜之下，我拉他近坐我的床头，一直谈到夜深，还不想放他走开。他必须严守军纪回营住宿；否则，我会留他细谈通宵。
庞司机告诉了我：他是去年跟随一位宁波籍的朋友，由天津跑到上海\生，由于天津他实在蹲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罪名是“战犯的司机”；他跑到上海以后，看看也是一模一样的鬼世界，所以便和那位好友偷搭小船逃往舟山参加部队，目前已经升任驾驶班长。
他也告诉了我：我的姑母一家大小均尚平安，不过日子比以前苦多了，年迈的姑父每天要走路或挤电车去上班，表哥在银行由大职员变成了小职员，赚的钱饿不死也吃不饱。他又告诉了我：天津一下子涌现了大批盛气凌人的俄国人，共产党却一再叫喊：“一面倒！倒向苏联老大哥！”他更告诉了我：有哪些人已被捕、被杀，其中有好几位市参议员——他还特别强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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