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恨极了。我几乎再不能忍耐地想要杀人。可是，我没有对象。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指明我是窃犯，然而有一大堆人天天在暗中给我制造罪名。奇怪的是：“笑面外交”这一次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最低领袖、维他命Ｇ一大批同学，仍然全心全力为我辟谣辩护；他们被骂得更惨，他们被指称为：偷盗司令的军师和副官！
郑美庄来宿舍看我两次。我痛苦极了，我不愿跟她讲话。她约我到江边散散步散散心，它怕我这样呆在宿舍里连气带闷会害起病来。我不肯去，我变成一个暴躁乖僻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突然病倒了。一开始是腹疼，校医恰巧不在，一位药剂生做主给了我两包泻盐，吞服后不但不泻，肚子反而更疼得剧烈，接着发高烧，呕吐——最低领袖吓坏了，他坚决主张找车子连夜送我到重庆的医院。我希望熬过一夜，等天亮后请校医再仔细\断一下。我拗不过般低领袖，他和维他命Ｇ三更半夜跑去找到郑美庄，然后他们又到沙坪坝电信局摇电话给郑美庄家叫车子。天朦胧亮，车子来了，我被护送到重庆临江门宽仁医院。
医生当时判定，我是急性盲肠炎。他直抱怨我不该误吞泻灵，使病情加重，又抱怨我来得过迟，虽然可以马上开刀，却无法保证没有危险，如果一旦盲肠已行溃烂，转变为腹膜炎则恐束手无策——
入院保证书上的几行大字——病人施行手术后如发生任何不幸情况均与医院无涉——在这剎那，特别令人触目惊心。医生要最低领袖或郑美庄在上面签字盖章，郑美庄突然哭出来了，她叫着：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请你们医生救治他，不要叫他发生任何危险！”
最低领袖比较冷静，他盖了个手印，嘴里直念叨着：
“这不过是应办的手续，醒亚会获救的！”
这时，突然有工役与护士自外面跑进来。
“格老子，挂球了！”工役叫着。护士也向医生正式报告“防空警报球”高挂起来了。
医生看看我，镇定地说：
“没关系，手术必须立刻进行，不能再耽误。”
大家似无太多惊慌。在重庆，人人都是跑警报的老手。“挂球”，只是“预行警报”——告诉大家，敌机已自汉口或宜昌基地起飞，要大家预作躲避的准备；如果再侦查到敌机确是向西飞来，一俟迫近四川上空，就会挂出两个球，同时拉放“空袭警报”催促大家进入防空洞；如果敌机迫近重庆上空，就会挂上三个球，同时拉放“紧急警报”。也有几次，“预行警报”之后，判明敌机未向四川飞来，过了半小时或一小时后，便解除警报。
几乎是同时，郑美庄与最低领袖拍拍我肩头：
“不要怕啊，鬼子飞机不一定来。我们都不走，我们在手术室外边守候你。”
灌肠，周身汗毛统统刮掉，然后，我倒在一张“推车小床”上，被送进手术室。
我一直喃喃着：“不要怕，不要怕。”当进入手术室，我禁不住开始恐惧起来。我觉得好阴森。这与上次在另一家医院开刀取子弹的气氛，全然不同，那次是那么轻松，好玩；这一回，在警报声中开刀，怕的不单是敌机来投炸弹，更怕的是敌机纵然不来，也无补我因延迟就医而盲肠已经溃烂的致命悲剧！
“局部麻醉”的药剂注射进我的后脊椎骨时一阵剧疼，几乎使我忍耐不住地叫出声来。我又险些冒失地提出，要求医生给我改为“全身麻醉”，我宁愿“不省人事”地接受“切割”。我说不出，而我知道医生也不会接受我的无理请求。睁着眼睛，脑筋清醒，如果剖腹之后，医生叹说一声：“唉呀，已转为腹膜炎——”那即是宣判了我的死刑——我越想越怕。
我从没有如此感到过惧怕死亡。我更不甘心落得如此一个死法！如果我这么草率地死在重庆的医院，何如当年死在太行山战场？
真要命，手术约摸刚刚进行了六、七分钟，“空袭警报”突然吼了起来。那也本是往日听惯了的；然而，不早不晚，在此时此刻，那尖锐的“两短一长”的声响，钻进手术台上不准动弹一下的病患者的耳朵与心脏，着实令人战栗。手术室外起了一阵骚动，我听到美庄在门外哭嚷：
“求求你们，快把他抬到防空洞去哟——”
又听到最低领袖劝慰美庄：
“莫着急，莫着急，翳院一定有紧急措施，我们必须与医院合作——”
医生与护士们一起警告我：“千万不能动啊，不要怕。”又告诉我：“已经切开了腹壁与筋膜，正要进行肌肉分开，割开腹膜——所以千万不能动。”
显然，他们不会弃我不顾而去。短暂惊慌之后，我居然镇定下来。
我想到了“听天由命”，想到了“生死有命”，又想到了中学时代偶尔听牧师讲道时常说的一句话：“人之路的尽头，神之路的开始。”霎时间，似有光亮掠过脑际。我开始祈\。人到在自己全然无能为力，山穷水尽处，纔会真正谦卑下来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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