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马都是原西安绥署的那些，但过场还要走一下，尤其是官瘾还未过够的胡宗南，还希望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给残兵败将们打气。
陈克非、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以后，却按兵不动，一方面以兵力不济，恐难取胜应付；另一方面却加紧了与刘文辉及解放军的联系。
陈、罗的思想变化，胡宗南一无所知，竟蒙在鼓里。
几天后，胡宗南不见陈克非、罗广文进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外围的部队，打电催问，陈、罗以兵力不足相推。
胡宗南也许是将钱财转移好了，也许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也许是接到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逼近成都的密报。总之，他对保卫成都已经失了兴趣和信心，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实现“保存实力，转移西康”的目的。
12月ZI日，胡宗南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个个都愁眉不展，精神沮丧，会场十分压抑。
胡宗南模仿着蒋介石平时训话的样子，照例数落了一套共产党的不是，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气焰越来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控制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目前又在向川西平原集结，对成都形成包围之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胡宗南越讲越有情绪：“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裁的部下，我们与共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要遵循总裁的训示，树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
“只要我们激发天良，把死字压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能打败共军的进攻，粉碎共军的包围圈。只要我们能打出，就能安全撤到西昌。
“到了西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凭借大小凉山的复杂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保存实力，求得发展。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兵团，诸位长官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我相信打开一条出路是没问题的。
“总之，我们要誓死忠于蒋总裁，誓死忠于党国，要与成都共存亡。”
陈立夫不是军人，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听了阎锡山的传达，很是感动。
陈立夫及时把胡宗南的讲话传达给了内调局的特务们，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有国军的精英们在，成都是能保住的。
陈立夫再三强调：“第三次大战总有一天会爆发，收复国土指日可待。”
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川西地区的6个兵团，已有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相继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被解放军改编了。
此时，“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胡宗南已放弃成都，飞往海南。
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内调局的特务们的末日一天天逼近。
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靠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逃跑。
也有结伴逃跑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化装成难民，结伴而逃住在重庆一个小旅馆时，被逮捕。
在邓睐、大邑一带，一些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有的被人民解放军抓获，有的被击毙。
就这样，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生存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
这个机构是陈立夫一手操办起来的，它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反共起家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的彻底瓦解，彻底完蛋。
面对特务分子的纷纷溃逃，面对内调局的土崩瓦解，陈立夫心里像插了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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