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默不作声，下意识地正正自己的衣服。
陈立夫见蒋介石不说话，气更不打一处来了，他说：“我党曾是拥有400万党员的大党，而来台湾的仅有7万多。2961名国大代表中，来台湾的仅有1080人，总数760名的立法委员，来台湾的约330人。至于军队、地盘、外交、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损失，则无法统计，难道这些责任也由我和果夫来负吗？”
蒋介石恼怒了：“怎么，立夫，你想教训我吗？要跟我算账，还是怎么的？”
陈立夫也不示弱：“立夫绝对没有教训总裁之意，是你说到这份上了，我不得不把我要说的话说完。”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没有参加改造，当然是不了解情况的。关于失去大陆的问题，我曾在国大会上总结过经验教训。”
蒋介石叹了口气，说：“军事上的失败，是因为国军的一班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讥，为社会所鄙弃。对于战略战术的修养，不仅毫无根底，而且不加切实研究，甚至连军校时期所学得一点知识，也已经抛弃殆尽。还有，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化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单令人不能想象。
“至于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外交上等方面的失败，我也没有必要单独跟你陈立夫-一把原因说清楚，但是，党的失败，是因为对革命领导中心产生了动摇。关键时刻，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对于我个人，不仅不认为领袖，不认为同志，甚至视为囚犯，肆意轻侮。想起来，我感到十分痛心。”蒋介石很悲愤。
陈立夫面对蒋介石的慷慨陈词，感到很厌恶，同时，也感到鄙视，但碍于自己今后还想在政坛上有一席生息之地，他忍住了。
蒋介石见陈立夫不语，便愤然离去。
从此，蒋、陈之间的矛盾更公开、更尖锐化了。
蒋介石所设想的国民党“改造”，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而是一次人事上的大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因此，势必有人要成为此次运动中的牺牲品。
最初蒋选择的打击目标是桂系，“改造”的主要意图是以“蒋总裁”的党权压“李代总统”的政权，为蒋东山再起铺平道路。
到1950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定为“改造”主要目标的桂系已经不复存在，于是陈立夫、陈果夫和他们的CC系便成了“改造”的重点对象。
7月下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裁撤“中央农民银行”（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办事机构，保留名义，只留保管处，一举削去了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惟独没有通知CC系的“大炮”萧挣和邵华。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点名批评了陈立夫。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他个人拟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名单，除谷正纲和张道藩外，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没有位置。
陈果夫只挂名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此时，他已是缠绵于病榻之上的垂危之人。
吕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让蒋经国接办，这就又削掉了CC系掌握的一大舆论阵地。
在此之前，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与CC派也闹得不可开交。
按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唯有经“立法院”批准才有法律效力，但在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为使亲蒋的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身份抗衡李宗仁，蒋介石曾授意CC系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法律的特权，此项特权，在李宗仁赴美后，已由“立法院”收回。
1950年3月，陈诚由台湾“省主席”升任“行政院长”，他组阁后不久即表示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
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交涉此事，被陈立夫拒绝。
陈诚不肯善罢干休，遂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
“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引起了“立法委员”的群起猛攻，迅速将此案否决。
陈诚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决是CC系反对所致，从此之后，“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无人能够胜任，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
这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此后，陈诚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挣等送到火烧岛监禁。
同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
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不管怎么说，他与二陈的关系毕竟是渊远流长的，要他真正下决心踢开二陈，真有些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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