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一会，蒋介石镇静地说：“不能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我讲话的核心是，我们一定维护党内团结，消除派系，大家精诚合作，共同为党国效力，使我们尽快形成合力，早日收复大陆。”
监委中又有人站出来说：“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是总裁要一视同仁，把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被激火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了？娘希匹！在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就讲过，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你们这班人！事到如今，你们还在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强词夺理。难道你们愿意看到国民党彻底垮台吗？难道你们想让共产党马上打到台湾吗？”
监委们见蒋介石又开始骂人了，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但对他的发脾气，却表现出不以为然。
蒋介石干咳了两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再强调一句，我党内部一定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蒋介石说完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监察院”并没被蒋介石的大发雷霆给镇住，依然我行我素，并发表长文，对俞鸿钧的申辩书进行反驳。
这次弹劾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可算是CC派另一个小的胜利。
弹劾案风波很长时间没有消停。
CC派的人在国民党的夹缝里艰难生存，他们不肯坐以待毙，需要垂死挣扎，他们不许其他派系忽视自己的存在，宁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台湾官场上，“兼职领薪”算不上什么大过，更不至于为此弹劾“行政院长”。
如果与当年的孔祥熙、宋子文相比，俞鸿钧能算什么？
俞鸿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后得吴铁城赏识，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逐级升至市长，进而受到蒋介石器重。
俞先后任“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因帮蒋经国盗运黄金，更成为蒋门大红人。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解除了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让俞鸿钧继任，1953年，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职，接任者又是俞鸿钧。一年后，俞又升任“行政院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台湾报界送给他一个绰号：“OK俞”。
据说俞鸿钧本人曾打算到“监察院”备询，但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院会都通过决议，阻止他去。
如果俞鸿钧真的去了，CC派“监委”们已捞足面子，也就不会再弹劾他了。
而俞鸿钧坚持不去，“监委”们自然认为他是仗着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而无视“监察院”，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无视CC“监委”们的存在。
为了维护“监察院”的地位与权力，只有走向弹劾的一条路。
因此，台湾有些民办报刊认为，俞鸿钧是作了“‘监察院有关方面斗法的牺牲品”，说他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俞鸿钧弹劾案，是继李宗仁、吴国桢之后的第三大弹劾案。但李宗仁和吴国桢是已脱离台湾后才被弹劾的，不过是国民党自找台阶下而已，而俞鸿钧却是在任“行政院”长位置上受到弹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外国观察家认为“实际是对国民党一种反叛”，而且“反叛的党员不是这个党内比较年轻的那一派，而是国民党内以前从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纪律问题的老党员。”
这些老党员，当然指的是CC派。
1958年1月16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监察院的弹劾案，宣布对“内政部”长王德博和“警政司”长李骞违法支持国民党的省工会理事长简文发枪夺民办《工人报》发行权一案进行了判决。CC系派“监委”对促成弹劾也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草案》，并要求“立法院”以秘密通过的方式完成“立法”手续。
这一“修正案”规定凡新办刊物必须向台湾当局注册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发行，从而在原来的“报禁”之外又加了“刊禁”。
至于办刊物，原《出版法》细则规定，非经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则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登载的内容对其进行“警告”，经三次“警告”后该刊停刊一段时间。
如刊物已停刊三次，将取消其注册，这就是台湾当局可任意找每一家刊物的岔子，并不经法庭两封闭报纸。显然，这样的“修正”，是把原来已徒有虚名的言论自由越修越少。
这一“修正案”系由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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