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记笔记。
易系辞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陈立夫点点头，格外心领神会起来。
接着他又认真研究《易经》变挂法：
第一类：六爻皆为可变之，爻或皆为不可变之交者。
第二类：有可变也有不可变之爻。”
《易经》中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替的意识，发展变化的观点，似乎与他的经历有息息相通之处。
特别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破，无往不复”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正巧印证了他在国民党执政中从泰到否由兴到衰，从登峰造极到一落千丈的必然归宿。
陈立夫孜孜不倦地读《易经》，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研究，终于写成了《四书道贯》。
美国出版商对《四书道贯》颇感兴趣，买去了出版权，出版后，竟十分畅销，在美国一版再版，共销了3万册。
这使陈立夫感到万般高兴，他总算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
陈立夫经过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心境慢慢有所变化，读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再也不为政坛上的失意而耿耿于怀了。
在美国果久了，一些新闻界的记者们便趋之若骛，对他这位政坛上的活跃分子突然过起隐居生活，颇感兴趣，都想得到有价值的新闻。
一些作家还找陈立夫采访，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文学价值，要给他写一部传记。
失意中的陈立夫对文人墨客的来访当然十分欢迎，而谈起来却十分谨慎，他最不愿意有人问他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
他不用“无可奉告”的成语打发来访者，而是换了一个稍客气的词“一言蔽之”。
有时被问得没办法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
孙禄卿接过来说：“我觉得立夫未必总为此事自怨自艾，远离政坛，也可能是我们后半生的一大福分。”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孙禄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忙，我倒觉得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的生活呢？”
陈立夫接过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易经》上也讲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当今落此光景，也是自然规律。”
记者问陈立夫：“那你现在的心境如何？”
陈立夫笑笑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记者又问：“假如有一天，台湾政府又邀请你，你会不会重返政坛？”
陈立夫不假思索地道：“我会婉言谢绝。”
在美国住留不久，因为他原来的地位和名气，便有人请他到大学讲讲课，且答应报酬颇为丰厚。
对此陈立夫犹豫了半天，还是拒绝了。
从经济条件来看，他确实需要增加额外收入，除了实业上的需要以外，还要供养孙子上学，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是他不想什么样的钱都去挣。
陈立夫当年自己是留学美国学矿冶工程的，如今年代已久，早已忘却，至于中国文化可以讲，但这是在美国的大学，讲得必须十分慎重，而且还要长时间备课，想想还是不去讲为好。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吧。他还是集中精力办自己的养鸡场。
陈立夫发现养鸡也很有学问，比研究政治更容易发生兴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正在陈立夫一心扑在养鸡事业的时候，1961年，他的父亲陈其业在台中病危。
陈其业乃陈其美长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重，这次不得不亲自向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发了电报：
“尊翁病危，盼即返国。”
陈立夫接到电报以后，百感交集，可以说是既难过又难受，半晌没有说话。
10年前，因为政治原因，他离开80高龄的父亲，远走异国他乡，当时，果夫卧病在床，病人膏盲，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了。
他离开台湾的第二年，陈果夫去世，台湾拍来电报，让他回去参加葬礼，同胞兄弟在政坛上风雨同舟几十载，何不想回去见兄长一面，但当时刚刚离开台湾，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整肃CC派，他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又为失去情同手足的兄长万分哀痛，于是，他伏在案头整整哭了一天。
他想起了离台前跟陈果夫告别的情景，想起了陈果夫那张痛苦的脸和那些令人伤感的话，谁知道，那匆匆的一面竟是诀别。
失去果夫兄，确实让他柔肠寸断，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因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还有共同的使命把他们连在一起。
国民党“改造”以后，封赠陈立大“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虚衔，陈立夫不敢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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