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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