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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