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努依尔斯基发指示给共产国际在每一个国家的支部，叫它们赞成并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要点大体是这样：纳粹德国和英法交战，乃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跟工人无关。
好多年来，第三国际的领导一直强调，打击希特勒乃是民主制打击野蛮人。可是，一订苏德条约，战争就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全体共产党人都应该大事宣传，反对战争，并且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目的。
季米特洛夫写道； “必须摧毁这么一种神话，把战争说成是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
我亲眼看到，比共党员让这条政策搞得怎样晕头转向，四分五裂。有的人屈从了，有的人在绝望之余，退出了党。
1939年9 月1 日，清早4 点45分，德军开进波兰。通过我们的联络，我们获悉德军的进展情况和沿路所犯的暴行。
党卫军的特务队残杀犹太人和波兰人，数以千万计。10月18日，我们得到消息，戈培尔在洛茨城逗留期间，打手们搞了一次灭犹暴动，把犹太儿童都从楼窗扔下去。
就在这时候，我算是为它服务的红军，瓜分了波兰。莫洛托夫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向他道贺说：“德军的辉煌战绩推翻了凡尔赛条约产生的杂种。”
现在我算是彻底地明白了。斯大林在一年前便毁灭了波兰共产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波兰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容忍这次罪行。
战争一开始，他们便证明了这一点。关在苏联监狱里的波共党员都申请出狱，奔赴前线，抗击德军。
德苏条约签订后一个月，斯大林的计划更加清楚了。苏德又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1939年第四季度，双方继续讨价还价，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一等德军战胜英国，便可以成为定局。
在这一场大动乱中，信念和理想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我们“红色乐队”的创始核心，始终抓住这么一个想法：不管斯大林怎样颠三倒四，反正对德国的仗是一定会打的。这一根指南针让我们在狂风暴雨中免于灭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情绪，我们也确有我们的情绪，但是为了我们自愿规定的任务，我们决不能开小差。再说，莫斯科不是求之不得想我们开小差吗? 情报中心想叫我放弃活动，没有成功。露芭已经回国，她在1940年年底，甚至接到通知，说我即将到达。从此以后，我接到的指示都和建设“红色乐队”毫不相干，反而只能破坏“红色乐队”的生存和使命。
首先给我的任务是筹办经费，寄到东京去给索尔格。我利用跟荷兰银行的关系，很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深信索尔恪的为人，也佩服他的胸襟见识。后来，到了1939年年底，情报中心派来四个情报员，都带的是乌拉圭护照，要我把他们送到美国去。南美国家的公民要到美国去，必须申请本国领事馆许可。情报中心却不了解这个细节。这四个“乌拉圭公民”，只有一个人会讲西班牙话，知道一点点乌拉圭的生活。他还可以碰碰运气去请签证。其余三个人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青年军官，除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哪儿也没去过。
情报中心只好把他们召回国去。
这些蹉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情报当局水平不够。
派出来的年轻人，聪明，能干，也很勇敢，但完全没有搞情报的经验。
最后，我又接到一个指示，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情报中心指示我建立一个“制鞋厂”。照特工的黑话， “皮鞋" 是假证件，所以伪造证件的人叫做“鞋匠”。
搞这么一手当然要冒风险，因为总有踪迹可寻。“修补”
过的鞋迟早会落入警察手里。我最怕伪造证件，引起比国反间谍组织的注意。可是，命令毕竟是命令，特工跟军队一样，无论如何只好照办。
莱奥到底门路多。别忘了，他去比利时是在1928年。他找到了一颗“珍珠”，名叫雷希曼。这人大概是比国最有才能的伪造专家。我相信他是在柏林学的手艺。因为共产国际把伪造证件搞成了一门工业。从此，他便自立门户，凭仗经验，专门给逃出德国的犹太人造假证件。尽管他约定从此不搞私人活动，我为了谨慎起见，还是不让他接触我们的组织。
我们掌握了证据，他不仅买通了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领事馆，不但给他提供真护照，而且还给他办归化证书。他为了补充这门行业，又回收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国寄回来的护照。
他最高明的一手无疑是到卢森堡一家印护照的厂家，搞到一包空白护照。
雷希曼在鞋底上把钉子敲得太深，结果还敲了自己的手指头。另—个同行，忌妒他的成绩，告发了他，他遭到逮捕。
警察进行抄查，搜出了还没有销出的护照。
雷希曼受审讯时，干脆对法官说，他是护照收藏家，就象别人收藏邮票、蝴蝶。因为证据不充分，他被宣告无罪。
在他拘留待审期间，我们给他找了最好的律师，照顾他的家属，不至受苦。他感激我们的照顾，不肯忘怀。尽管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不让他直接加入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他的智力和守口如瓶的美德，所以仍然把他当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管怎样，“制鞋业”是垮台了。而且我从一开始便对这一行存着戒心。情报中心有了一大批存货，足够对付几年的缺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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