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二话没说，转身溜掉。
11月24日，我一直呆在牢房里。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谁也不来照面。古怪呀！我不禁心里嘀咕，监牢里的一套，我是知道的。一般都先填表格，就跟住旅馆一样，姓什么，叫什么，脱衣搜身……
接着，许多阴沉沉的念头向我袭来，心想： “难道杰林已经骗信了情报中心，所以不必再请教我了？也许‘乐队’遭他们策反成功，红色变了褐色，机器运转得已经很顺当了？
这么一来，你被捕了，岂不打乱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肯定会了结你的账。盖世太保会一直好好利用‘乐队’向莫斯科送假情报，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我觉得死期已近，可是仍然不朦胧睡去，没睡一会儿，门又嘎吱一声开了。灯光射进来，一声吼叫：“起来，走！”
走? 走就走！重新走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走廊。仍然是下午那三辆汽车，仍然风驰电掣。开了几分钟，车就停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没法猜出地点来。看守们下车，只见人影憧憧，窃窃私议。就在这一刹那，我确信旅程已经到头。车门开着，天色黝黑，乘机逃走罢? 可能性很小。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追我，开枪打我。我这就是死于战斗。这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抵抗。我迟疑了几秒钟，来不及了。老爷们重上车，嘴里骂娘：“这混蛋司机，开前头一辆车的，他找不到路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回到索赛街，再上四楼。忽然前倨后恭。手铐去了。一个别动队队员，如同侍役长请求宽恕他服务不够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说：“请原谅我们没在弗雷纳给您备饭，吉尔伯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监狱管理处知道您去过那儿。”
噢，原来如此……
他们把我请进一间大厅，桌后坐着七个人，我只认识三个。另外四个人，据说刚从柏林专程赶到。我只认出一个盖世太保缪勒。杰林坐在正中，仿佛是他主持会议。有人请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如果有一个水杯，那就完全成了会议厅。
杰林对我说：“经过了这么一天，您也许想喝杯咖啡吧? ”
我十分同意。热咖啡给我提了神。
于是，杰林站起来，用德语对我说话，并且故意提高了嗓门．“这样，奥托先生，您在德占区领导苏联谍报网，为情报中心局长立了大功。这都可以。现在可得把这一页书翻过去了，您输了。下场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请注意，人不妨死两次。头一次，我们可以枪毙你，因为你是第三帝国的仇敌，然后再让莫斯科枪毙你，因为你叛卖了国家！”
我盯着杰林的眼睛，对他说；“杰林先生……”
“你为什么叫我杰林先生? ”他打断我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怎么啦?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吗?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的一切作为吗? 你不是承认我搞情报还有点经验吗？这就是证据嘛。”
我稍停一下，让对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说下去：“那末，杰林先生，这个一人能死两次的说法，你到底讲过多少遍了呢? ”
满屋子哄堂大笑。我在这场稀奇古怪的较量中得了一分，然后接着说：“…”要说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知道我的下场，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你讲那象征性的枪毙，老实告诉你，一点不关我屁事。真情实况迟早总有人知道。随便你怎样摘都不管用的。我于心无愧，什么都不在乎。”
杰林掉转话头，向我发问：“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儿么? ”
我听了放声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马赛被捕的。我不知道你们把他关在哪一座监狱里，不过波梅尔堡这一手是跟法国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听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
“遗憾的是你们不看法国报纸。11月14日，马赛有一家报纸，大吹大擂，宣布逮住一批苏联特务。再加你们是跟法国警察合摘的，你们就那么样相信法国警察对你们忠心耿耿，相信他们会守口如瓶? ”
最后这句话是经过考虑的，意在让他们彼此猜忌。因为法国警察帮助德国警察最为可怕。在许多场合，盖世太保没有法国警察帮忙，便搞得不那末顺手。法国警察在战前搞过左派分子，特别是无国籍人士的档案。这拿出来依然有用。
1940年6 月14日，巴黎刚被占领，赫尔木特．诺成的别动队，便在海特利希的直接指挥下，向巴黎警厅索取“有关系的”
档案，特别是有关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这一下居然击中了要害。在场的首长们顾不及当着我的面便叫杰林作出解释。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为“国家机密”的，为什么让法国警察和比国警察插手? 杰林为自己辩解说：这事不归他的职权范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我听说，从这一天起，别动队队员不能再在这类案件中利用法国警察了。
插曲奏完，杰林试图重新采取攻势。
“从1941年12月开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报告了……”他给我看三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标题： 《巴黎——红色乐队》。第二本标着； 《比京——红色乐队》。第三本标着： 《大首长案》。我这才知道这个尊称指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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