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你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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