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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