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宦官看了云琅一眼道：“某家都不想知道的事情，你确定你想知道？”
云琅避开这个老杀才的眼神，乖乖的闭上了嘴巴。
老宦官有些失望，他没有从云琅的身上看到少年人勇于任事的热情，只看到一个刁滑的经年老吏的推脱手段。
他从云琅不惜冒险为赵破奴出手这一点上看到了云琅性格中莽撞的一面，又从云琅在密谍面前表现，看出了云琅性格中不成熟的一面。
以为只要稍假词色，云琅这个又莽撞，又不成熟的少年人就会自告奋勇的担当起钩子山冒顿陵寝发掘的大任。
现在看起来，这个少年人不但莽撞，还不成熟，同时还胆小怕事！
跟这样的一个纨绔继续打交道，老宦官觉得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不等云琅继续跟他搭话，就甩着袖子走了。
军营里空荡荡的，伤兵营里面的伤兵病情也非常的稳定，渐渐地没有了继续重伤死去的人，云琅一下子就清静下来了。
受司马迁委托，云琅开始阐述他自己对大汉目前局面的认知。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放在后世，这绝对是一项需要一个大团体用很长时间才能阐述清楚地问题。
至少，论文里面的各处详实的数据收集就是一个极其繁杂的过程。
很明显，司马迁并不认为这东西有多难，他要的是云琅个人对大汉的看法，而且还不需要详实数据的支持。
一下子就把古人做学问的毛病给暴露出来了，他们主观的做学问，主观的判断事物，用自己的思想来替代世上所有人的思想，论文的可读性大大的超越了论文的实用性。
大汉是一个才开始为后世立规矩的时代，以前的百家争鸣，战国争雄都不过是在为各自的真理作战，现在，尘埃落定了，规矩也就该立下来了。
听司马迁讲，朝廷上正在制定大量的典章，无数的读书人都在从故纸堆里寻找订立新体系的哲学根据，也有无数的读书人正在想办法跳出旧有思想的羁绊，准备以新的时代为依据，制定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反正，谁都想成为万世师表。
在这个思想的大争之世，儒家非常勇敢的跳到前台，哪怕委曲求全，迎合皇帝的想法，也要先把自己的主张写进典籍，然后再徐徐图之。
最可笑的就是此时的其余百家，他们高尚的选择了避世，认为儒家没了他们的帮助搞不出什么新东西，准备等儒家搞不定的时候，再高调出山，笑到最后。
他们忘记了，人这种动物是健忘的，当他们选择避世，就等于选择自我封闭，选择拒绝交流，也就是选择了被人世遗忘。
任何学问都是得用于一时的学问，绝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一旦他该有的位置被别人占据了，想要重新夺回来，就要付出比现在大的多的努力。
笨重的竹简对文化的传播是不利的，一个先生念了一屋子的书籍，对云琅来说，也不过是几十万字而已。甚至，比这还要少。
这时候的博览群书根本就是一个大笑话。
那些隐世门派就是以自己学问的珍贵性来要挟大汉，准备待价而沽，他们清楚地知道，少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对大汉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这又是读书人的清高害了他们。
刘彻从来都不认为学问可以比他的皇权更加的重要，当他自己能够用手头的东西组建一套属于他，对皇权有利的思想体系，他对别的学说只会嗤之以鼻！
古来就有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的说法，一旦刘彻对诸子百家学说的不屑习惯传播给了百官，百姓，诸子百家的思想被削弱，乃至于消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按道理说，圣人们只会在乱世隐居，盛世出山，也就是明则出将入相，暗则独善其身。
可是在这个时代，好斗的圣人们似乎更加喜欢在乱世出山，指挥倜傥，覆雨翻云，能够极大的满足掌控他人命运成败的快感。
到了盛世，他们就会认为肉食者鄙，躲在深山老林里与松鹤清风明月相伴，彰显自己高人一等的圣人风范。
聪明人在乱世对百姓，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一万个普通人都不能相比的。
毕竟，普通人没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本事，这样的本事只属于那些聪明人，比如诸葛亮，比如周瑜，比如曹操……
盛世的时候，聪明人又选择了避世，这个时候本该是他们真正发挥聪明才智，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却……过着安贫乐道的日子。
看似休闲的静静等待风云突变的时刻。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大智大勇之辈往往就是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对社会的破坏性是空前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聪明才智根本就没有用在正道上。
空泛的思想，也造就了畸形的追求，中华史书上有层出不穷的计谋，有眼花缭乱的变化，有深沉的比黑洞还要黑暗的时代英雄。
唯独，像蔡伦，毕昇，黄道婆，这样对民生有着极大贡献的圣人少之又少。
人一旦沉浸在学问的海洋里，日子就过的飞快。
当寒露出现的时候，云琅才惊觉，霍去病他们已经出去一月有余了。
八百人的小股军队出动，自然不可能时时与后方联络，然而，一个多月没有动静，还是不合适的，云琅开始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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