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撕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充血、疼痛，逐渐地听觉和视觉都模糊昏花了。味觉也丧失了，皮肤也变得粗厚、麻木了，神经也因过度紧张而迟钝了。当一个人整个反应组织都被揉搓得变形了时，他的行为就是正常状态下人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
生活是大海，家庭是小岛。游啊，游啊，累了，就爬上小岛舒展一神经，歇息一下心灵和肉体。然后，再去搏击风浪。
可他们不是“２７８团”，也不能去哈尔滨跳舞。而且，他们中有的还未到应该游向“大海”的年纪，有的则差不多应该在那“小岛”上抱孙子了。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份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⑦以血肉之躯搏击铁火的连排干部和士兵，无论他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得非人，无论他们还将面对怎样冷酷的人生，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大都２０岁左右，３０岁左右，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再没文化，再不浪漫蒂克，对明天也有追求和幻想。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拖拉机种地的集体农庄”，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最现实的一顿“猪肉炖粉条子”，或是更高级一点的“小鸡炖蘑菇”，他们都想享受一下。而且，除了母亲和亲姐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未亲近过任何女人。连每到驻地都进行的传统的宣传活动，也不准接触青年妇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需要女人和家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软弱无能，也无论社会意识如何，当他面临死亡时，生命本身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可在这里能怎样呢？逃跑抓住可能被枪毙，跑回家去也可能被“动员”回来。都是五尺高汉子，也实在叫人不耻。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死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轻易得就像弯腰拣块石头。又因为他们特别能打，就经常被派去打硬仗，打恶仗。这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同时死亡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脾气就变得暴躁，凶悍而又野蛮。当然也免不了想入非非，有条件就想干点什么。拚命打一仗，死都了结了，不死差不多也能了结。
可不能出大格。
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
四平保卫战期间，２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很多老乡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不行，枪毙。
沙岭战斗前，３纵７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是个抗战中立过大功的战士。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看过棺材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依次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１６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有人找师长说：都是孩子（最大的１７岁，最小的１５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回答是三声枪响。
（如此看来，高岗和黄永胜等玩女人，确是应该“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有的老人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跨过鸭绿江再跨回来，很多战士都３０多岁了，有的４０多了。娶个媳妇，年纪相差悬殊，感情也比一般夫妻难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次的人，想的，说的，做的，都能和一般人一样吗？
把“两头冒尖”紧紧（仅仅？）归结为战争的残酷，是难以使人接受的。但谁又能说与此无关呢？
几乎每个老人都推荐几个老人，说他当年多么勇敢，英雄。慕名而去，有的说忘了，有的讲得味同嚼蜡。有的讲着讲着感情爆发了，“娘卖Ｘ的”和“妈个巴子”都来了，插句话都难。第二天接着谈，有的又味同嚼蜡了，或是又“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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