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部队徒涉大凌河。
河面宽200米左右，水深没腰，河底是流沙。沙层很厚，双脚不能停，停下再难拔动，越动越往下陷。有些车马陷住了，很快就没影了。不能去救，去救也得陷进去。辽西不少河流都是这样子。初到东北时不识河情，不少人陷在里面。苏联红军也吃了不少这种苦头。
10月底，水凉砭骨，辽西战役结束西返时，水稳处冰层已有玻璃厚了。有的在水中抽筋了，一停顿就陷进去了。上岸後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架带拖拚命跑。不然，刀子样的北风一溜，一会儿就冻僵了。
张耀东老人两腿内外侧，一条条筷子粗细的凸起的血管，像爬满了蚯蚓。老人称之为“大凌河留念”——“聚筋了。”
最苦的是女人。
当时的2师财会科会计刘淑，是骑马过去的。
老人说，天黑，岸上河里，吵儿巴火的，甚麽也听不见。也不听，就盯著那河面。河心有漩涡，那马随著漩涡转，眼看要转进去了。好像挺害怕，又好像甚麽也没怕，也不知怎麽过去的。那马打着哆嗦上岸了，眼前红通通，白晃晃的。仔细一看，是战士们在烤火，都光著屁股。
战斗部队女人少，有马骑。医院和宣传队的，连马尾巴也拽不著。
刘光涛老人说，西返过大凌河也是晚上。人踩马踏，冰都碎了，化了。过河後在岸边等部队，上游突然传来一片哭叫声。“爹呀”，“妈呀”，鬼哭狼嚎似的，那个疼人哪。赶紧派人去看，都是师医院和宣传队的女同志。
性情温雅的师政委，把指挥渡河的干部训了一顿：打仗没法子，现在为甚麽不能搞条船，或是想点别的甚麽法子？
老人说，他长这麽大，也未听到过那样疼人的叫声，老人说，直到今天，那尖厉的惨叫还在耳边响著。
几个纵队的老人，都听过那惨叫。
老人们说：有些女同志未等进关就瘫了。
老人们摇著头：唉……
从南下北宁线到回师辽西，从闯关东到进关，数以万计的军中女性，是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的。在某些方面，她们比男人更强韧，更富於生命力。如果剔除性别因素，而把“男于汉”视为强者的称谓，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甚至比一些男于更男子汉。
但是，“水做的女人”是经不得这种水的。
李伯秋的夫人孙敏老人，当年是3纵机要科译电员。闯关东路过家乡时，想看一眼母亲，又怕让母亲看到。匆忙中写个条子扔给车下人，纸条随风飘着，她大声喊著：交给村长，劝劝我妈，就说我去开会了……
从南满到北满，3纵和4纵是黑土地上走路最多的部队。
当年4纵28团财会股会计王敏芝老人，说她行车从未掉过队。
闯到关东，她被分到辽东军区“供（给）训（练）队”学会计。毕业后，和一个叫“王顺花”的女孩分到10师。雪野中，一辆顺路马车拉著他们“吱吱嘎嘎”地颠呀颠呀，两人冻得咝咝哈哈的，那心却像冰天雪地中的两团火苗。10师是主力呀！快到了怎麽还听不到枪声呢？一问，说离前方还远著呢，不上前方，不打仗，叫甚麽主力呀？在18岁的姑娘家心里，主力是应该天天打仗呀！
没几天就赶上四保临江。这个走呀，少时每天50里左右，多时100多里。走路不愁。她长得苗条精干（今天依然如此），有的是力气，月经又晚，像个男子。王顺花就不行了，胖，又是痛经。她就帮她背东西，大都是晚上走，白天有飞机轰炸。过封锁线，连咳嗽都不行。她提只桶，里面装着铁饭碗，提心吊胆就怕弄出声，绊个跟头就更了不得。摔倒了，不顾身子，把桶擎到半空，像表演杂技。
当会计後发匹马。弄个像被面大的马搭子，里面都是钱，褡在马背上，就成了活动“银行”。光有钱不行，敌占区不能花，还带些金子和烟土。弄个冲锋枪子弹带，把金子和烟土放里面，藏在衣服里面。
浑身上下一般粗，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有人说她们走路脚下尘士多，金子沉。
孙敏老人说她走路能睡觉。
行军睡觉各有各的样儿。有的跟著队伍边走边睡，像有根线牵著似的，前边停下就撞上了。另一个译电员王善琦，走著走著离队了，那就是睡着了，赶紧接她一把。她不，一睡着就站往了，像马似的。
有人就叫她到後边去。那可不行，不掉队了吗？
到了宿营地，别人是洗脚、吃饭、睡觉三部曲。孙敏她们赶紧架设电台，发报收报，王敏芝她们赶紧铺开摊了，发钱算帐。有时忙火完了刚倒下，又集合出发了。有时饭也赶不上，拿块饭团子边走边吃。
女人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要多承受几分苦难，而这些，本来并不属于其中的。
睡觉照顾女同志，给个热炕头。南北大炕，不管男女，倒头就着。没人家，就随便找个甚麽背风的地方偎著。睡前一定要把马褡子压在身底下，再把“子弹袋”检查一遍，系好，才敢合眼。
2师的“银行”装在一辆大车上。到宿营地不卸车，值班的披件大衣，偎在钱箱子上睡。春夏秋冬，刘淑像男人一样睡在那上面。
东北3年，脱衣睡觉的时候比节日还少，身上那虱子呀，跟孩子们讲，孩子说：妈呀，你怎那麽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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