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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感慨地说道：“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在中国几千年厚厚的历史典籍中，关于女性的弱者形象和悲剧故事一点也不稀缺。身为那些时代“成功男人”的附属物或战利品，她们能不能认识到自己不幸这一点，不得而知。而她们是否真正快乐，男人好像也从不关心。或如被迫到吴国当“女间谍”的西施，或如无奈在男人间频施“美人计”的貂蝉，或如奉献大漠的“和亲使者”昭君等，抛开“大义”不谈，谁会在乎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幸福快乐呢？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那个把周幽王迷得五迷三道的褒姒，或者那个和唐玄宗爱得死去活来的杨贵妃。她们肯定都不会赞同克尔恺郭尔这个观点。因为她们正是把女性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才被“宠幸”得一塌糊涂。可悲的是，正是因为她们太过幸运，反而导致国家的大不幸。一个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烽火戏诸侯，终于在笑声中葬掉一个国家；一个是千娇百媚，搞得“从此君王不早朝”，并惹来了一场“安史之乱”。对此，我不是要强调“红颜祸水”的陈旧论调，只是感叹她们最终的结局又呈悖论式地验证了克尔恺郭尔那句感慨。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几千年的时光太久，朝代更替也太过频繁。于是，便容得各式各样的女性从容登场，喜剧、悲剧、闹剧……轮番上演。那些夹在史册里的女性，也并非一味“不幸”。只要有机会，那些“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便会努力摆脱女性角色的束缚，从而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僵化的传统、无情的政治、枯燥的历史，也因此多了些淡雅的粉香、温润的亮色以及多彩的热闹。或如那个带兵替夫君打江山的妇好，或如帮子孙守江山的孝庄，或如干脆自己坐江山的武则天……纵是历史长河的一朵细小浪花，纵是文化长空的一颗流星，也足以惊艳史册，并让我们感叹千年。从这个角度讲，她们真可谓那个时代“女权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当然，还有如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等在乱世中被当作 “道义靶子”、“救国娘娘”的寂寞女子。纵是风光无比，可命运的幸或不幸都已经由不得她们来声讨或辩解了。她们早被抽象成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大概除却名字外，她们的其他部分都任由别人去演绎和加工了。“弱女子”也好，“恶妇人”也罢，历史好像只给我们留下文人得意的口水，而关于真实的她们，反倒是愈来愈模糊，愈来愈说不清楚。
对此，我们不能以学究的姿态将女性脸谱化，也不能以 “愤青”的名义把历史绝对化。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猎奇而“娱乐”大众，更不愿意去胡说而“愚弄”读者。我渴望用理性的眼光，在漫长的历史长卷中细心摘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女性，综合各类史料和考证，包括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尽我所能，重新梳理那些风干的历史，还原这些被异化的女性。我想，至少可以帮助读者揭去几层历史的面纱，更亲近地阅看那些活在我们历史和文化中的可爱、可敬、可怜、可悲的传统女性。
除此之外，我也试图提供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分析和思考。
其心理动机，可以用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一段话表述。她写道：“这不是一个消除表现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给她以超越它们的手段的问题。女人绝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掉。”
引用这么一大段话，说明我很赞同她的观点，并可以坦然地承认：我虽不是女性，可也愿意做一名准女权主义者。以这样的身份和角度为古代女性“翻案”，也算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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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声明一点，我并不愿意做“卫道士”，所以不敢说要
“以正视听”；也不想当“先锋派”，因此也不必去“标新立异”。我只是期望给读者提供一个从容的历史视角，一种“温馨”的人文解读。
无论如何，几千年的文明，不能让我们只爱扯谈，不爱思索；几千年的悲哀，也不能让我们只长脾气，不长见识。
段战江
2007年1月30日于北京
娥皇、女英：佳话背后的传奇(1)
汉刘向《列女传》云：“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
长娥皇，次女英。”《山海经》载：“洞庭之中，帝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云：“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今江南有“斑竹”、“湘妃竹”之说，盖出于此也。
巧妙化解家庭危机
娥皇、女英是远古时期尧的闺女、舜的媳妇。当初，帝尧为了选好接班人，便派了两个宝贝女儿嫁给舜，到他身边做 “卧底”，以考验国家候选领导人舜的德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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