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秋第四章 沉疴多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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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涵这样为他那已经死去了的父亲刘乙光作辩解，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那秘密幽禁与辗转迁徙的岁月里，刘乙光究竟对张学良和赵一荻伉俪怎样履行职责的呢？
赵一荻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在公开的场合极少谈到刘乙光。
即便在新闻记者主动向这位历经人生坎坷的赵四小姐询问起此人此事时，她也大多一言以蔽之。张学良对这位看守更极少露出微词。
但是，赵四小姐对这位故去的第一任看守长，不是没有明确态度的。她对刘乙光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刘乙光，我恨他！”
赵四小姐的话虽不多，可是含意深刻。当然，赵四小姐对这个国民党“牢头”的许多意见，则是1947年在台湾井上温泉，通过张学良的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那一年，刘乙光外出，他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患上了精神病，急需刘乙光去南京医院里担任护理。这样，国民党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便委派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特务张严佛，前去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担任张、赵两人的临时看守。
事后，据张严佛回忆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当时，张学良曾经激愤地对张严佛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张学良和赵一荻那时老泪纵横，张学良继续向张严佛倾述苦恼：“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苛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赵四小姐听张学良说到这里，早已忍不住眼泪，在那里哽咽着大哭了起来。看得出这些年的幽禁岁月，把这位从小在天津家里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折磨到何种程度。她那悲恸的哭泣声，即便特务张严佛这样的心怀叵测的特务听了，也难免心中怆然。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刘乙光一家人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稍好一点，她也决不会在一个特务面前大吐苦水，痛哭不已。
张学良在那天晚上，又对张严佛说：“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不久，张严佛回到了南京，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对他谈的一番话，和张氏赠送他的一首诗，一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在二二八事件中焚毁《明史》笔记
赵一荻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个漆黑如墨的子夜。夜空雨云压顶，远方天际不时掠过刺目的闪电，接着便是沉闷的雷声。
那是她记忆中永远难忘的日子，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不久，一场疾雨袭击着距台北不远的井上温泉。她在午夜里忽被窗外的雷声惊醒了，醒来时发现窗前闪动一个人的影子。原来是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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