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情报。
戚文彰得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然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学习班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他的全部行动都被控制，连想见一次刘云非都不可能。也就在他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学习班里突然来了一批人。这些人是公安部的参加学习班的人，被分散到这里。戚文彰跟一个人打了一个照面，猛然觉得他看起来面熟。他直觉感到这个人也许很重要。
他看了一眼对方，然后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终于他回忆起来，这个人就是原公安部四局，即原子能保卫局的局长程诚，该局已经在年初被撤销，并入“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核工业部。
这个程诚局长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一大功臣。当初中国的原子事业是得到苏联的帮助的，但是很快赫鲁晓夫跟与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上渐行渐远。也就是在苏联撤走专家之前，程诚指示中方人员巧妙地把许多资料复制留底，为中国日后的核武发展保留了珍贵的数据。这件事情曾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称赞。
戚文彰跟程局长只见过一面。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当时还是科长的张烈一天把他带到公安部领受一个绝密的侦查任务，分配任务的首长就是这个程局长。戚文彰想，程诚既然曾经是原子能保卫局局长，他对这个案子的重要性自然很清楚了。把情况跟他说清楚也许能够想出来什么办法。
1964暗战原子弹（二）（3）
在学习班，互相私下说话是十分犯忌讳的。更何况他第一不知道程诚是否还记得他，第二也不知道程诚现在的政治立场。戚文彰不敢贸然行事，他找了个机会，趁上厕所的时候，跟程诚打招呼。程诚似乎对他有些印象，经过他一提醒，程局长马上想了起来。那个案子戚文彰办得非常漂亮，程局长对他的印象很深。这样一来戚文彰就算认识了程诚。在学习之余两个人开始随便说些闲话。戚文彰故意把话题往过去的事情上扯，程诚对那些事情并不回避，而且说起来偶尔还带出几分豪情。戚文彰心里可以肯定，这个程诚还是以前的程局长。
戚文彰决定把事情报告给程诚。他们无法私下单独接触，戚文彰 就在学习班讨论的时候，借口谈心，他坐在程诚的身边。他提出跟程诚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他请程诚先讲。程诚讲学习经验的时候，他就遮挡着嘴低声地告诉程诚，自己有重要的情况汇报。程诚也是做地下工作出身，自然明白戚文彰这么做的用意，于是他主动配合，嘴上讲的是报纸内容，实际上仔细听戚文彰低声汇报。听完了汇报，他让戚文彰讲学习体会，自己趁机发表看法。
程诚告诉戚文彰，现在公安部的大部分机构已经瘫痪了，现在唯一没有被整倒的就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奇清。也就是说戚文彰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闯进公安部向副部长汇报案情，让老部长为这个具体案件拿主意做主。一个普通侦查员直接向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汇报案情，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现在它成了唯一的办法。
此时学习班成员的人身自由处于半限制状态，他们不能无故缺席和迟到。所以戚文彰要想离开这里还着实要费一番心思。他反复思考，发现能够利用的还就是那个当学习班联络员的孟广达。孟广达最近比较得志，虽然他这个副处级的协理员也被撤了职，但是他的待遇既比级别较他低的戚文彰等人好，也比级别高于他的其他局处级领导好，因为他当上了学习班联络员。
学习班的联络员不仅不用受罪上学习班，交代自己的“活思想”，而且还表明他比较受新领导班子的信任。因为他有许多自由活动的空间——做联络工作——虽然这种联络工作无非相当于过去的通信员那样传递文件。这个“美差”的得来是建筑于一个人的痛苦之上的。这个人就是何其妍。
在这一段，刘云非正面临巨大的烦恼。刘云非用革命的名义吸引何其妍十分不成功。因为何其妍把革命工作和个人私事分得太清楚。
刘云非找她“谈心”时，她就硬着头皮听，就革命说革命，丝毫不理会他的革命同志式的关心。其他至于自己的私人世界，她完全不接受刘云非。有一次何其妍生病，刘云非抓住机会“代表组织”前去她家探望。何其妍看到刘云非立即起身说病已经好了，立即去上班，无论 刘云非和母亲怎么劝说，她坚持立即去单位，弄得刘云非十分尴尬。
刘云非发现自己的曲线求爱的战术不成功，十分伤脑筋，那个年代，还不时兴在突兀的情况下一方向另一方主动求爱。男女之间的表示也是在双方你有情我有意，心领神会的前提下暗示。刘云非身处这个地位，更不能在何其妍面前表现得唐突和失态。不过那时也有那时的追求优势，就是，可以以组织的名义，而且“组织”中确有好事者，或乐于此道或出于拍马屁，美其名曰关心个人问题。
1964暗战原子弹（二）（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云非想到的这个代表组织的人选就是孟广达。刘云非早把孟广达看得透透的，这是一个势利小人。自从刘云非在工作组一亮相，孟广达在他的面前就表现得服服帖帖。这个人让他替自己冲锋陷阵是不可能的，但是说媒拉纤却是一个绝好的人选。果然不错，孟广达接到这个任务立即感到无比的荣幸。他做出激动的表情向刘云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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