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拖延。
第23节：分合——中国人的统一情结(7)
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最终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落下了帏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像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剽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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