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丁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第33节：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4)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
如果人人为了名节拂袖而去，难道满目疮痍的天下就任由这等尖牙利爪肆无忌惮地蹂躏残毒吗？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盆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苦海滔滔，何取何舍：白衣胜雪保持一生名节，抑或伏身泥淖不顾肮脏救几人算几人？
冯道似乎早就看透了名节的实质：我所做的，还不是与诸位口口声声的廉耻道德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吗？
为什么要被个虚名束缚呢？
有个著名的笑话似乎能说明冯道对名讳的看法。一日，冯道让门客讲《道德经》。但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了麻烦。由于避讳，直接说出“道”字便是对冯道不敬，门客于是自作聪明，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不禁大笑，当即摆手制止，让他照原文放声读去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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