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第67节：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4)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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