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
第100节：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5)
但到底是多年在险恶的政坛上厮杀过来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备。首先把翁同龢给撤了，都是这老家伙在背后撺掇光绪夺权，真是该死！最重要的，当然是军权，于是便有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第四天的那番布置。
好了，任这些崽子们闹腾去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对她的尊称——老佛爷，她微微一笑，孙猴子本事再大，怎么能翻出佛爷的手掌心呢？
于是说了一些体面话后，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之类，直到七月间，太后没有多大动作，只是于颐和园静观形势。对此其间所有上谕，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有人来跟前哭诉，请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闲事何为？岂我之见识不如汝乎？”
后来荣禄的一番话佐证了太后的这番心机：“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所以，“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光绪、康有为等却是踌躇满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们似乎把维新看得很简单，尤其是康有为，原本就很心急：“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现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认为维新应该指日可待。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光绪大受鼓舞，更是放胆干去，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个来月，光绪便下发了一百八十多条诏令。
风波过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认为维新在民间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他记载当时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奋：“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戊戌政变记》）。”
于是看起来，戊戌维新仅几个月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当时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但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自己知道，维新，只是一个花架子，外面看来漂亮，其实内里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条诏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听声响，可光绪从九重天上发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知哪里去了。
维新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算是能执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抚大都是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连最开明的张之洞也不过对经太后批示的上谕起劲筹划，其余的则视若无睹。最可恶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所有“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装糊涂气你个半死；谭干脆来个照样不理：“置若罔闻”。
刘坤一在六月间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静候？他候的是什么？
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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