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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_郑骁锋【完结】(86)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第105节: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3)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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