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李鸿章《说帖》中的意见,伊藤博文又据此提出了一份儿《合约节略》。提出赔款可减少到1亿5千万两，但割地只可略作让步，变为割让辽东金州厅、台湾和澎湖；其余条款一律不变。并威胁如果中国政府仍不同意，只能再燃战火重开战局。
在春帆楼，中日和谈仍在紧张激烈的进行着。急于签约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面对着李经方再次提出的不同意见，一如往常的盛气凌人。他强硬的说道：“条款内容再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目前只有两种选择，就是接受还是拒绝。”
说着他踱到了屋子临海一面的窗前，指着远方的海港对李经方大肆恫吓：“大本营已经作出直隶作战的决定，我十万大军枕戈待旦，只等小松亲王一声令下，就会立刻开赴中国。”
看到日方态度如此强硬，丝毫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李经方只得要求暂缓几日再作答复。
4月7日，中方使团在请示北京后向日方提出商改约稿的节略，对割地范围要求除去台湾全岛和辽东半岛，只割让澎湖列岛，租借旅顺军港，对赔款则要求减至1万万两，对通商特权也要求作些削减。
就在日本政府不断利用谈判桌和枪杆子对中国议和代表施加压力之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再一次打乱了中日和谈的节奏：
4月8日，俄、德、法三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坚决要求日本放弃南满地区和旅顺港，如果日本拒绝，将保留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
与此同时，俄国陈兵三万于中国北部边境，停泊在远东的俄国军舰奉命生火起锚；德国在太平洋的军舰已经游弋于日本附近海面；法国数艘军舰也集结到黄海海域。种种迹象显示如果日本不听从警告，三国将联合行动，切断其海外驻军与本国之间的联系。
日本看到三国真刀真枪的武力干涉架势，也感到十分惊恐，因为历时八个月的战争耗费已使它财力耗尽、精疲力竭，根本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意、奥两国发表声明支持俄、德、法三国立场；美国表示决不卷入新的争端；英国则要求日本避免战争，一时间让日本感到自己在国际上很孤独。
就在此时海城第三师团再次告急，由凤凰城和盖平向海城运送军需物资的车辆再次被中国方面拦截，海城日军面临断粮的威胁。
收到桂太郎的告急电报后，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立即向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措辞强硬的照会。强烈抗议清国军队袭击日军运粮车队，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要求清国遵守协定，严惩肇事人员。并警告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清国负责。
为此，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马上发电向刘坤一询问，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辽东我军完全遵守停战协定，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如有违反停战协议的军事行动均系各地私立团防和土匪而为。他们也是因痛恨倭人烧杀掳掠而采取的一些自卫行动，实是无可指摘。
其实这次行动还是远征军所为，是王英楷率领三团干的。当时，三团的侦察兵发现鬼子的运输队在汤池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宿营，押运给养的鬼子兵看到村民都躲到村外，便任意地宰杀村民放养的家禽，糟踏村民家中的家具物什。
村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因腿脚不灵便，躲在家里没有出逃，见两个小鬼子抓走了自己喂养的两只老母鸡，上前去争夺，被没有人性的强盗用刺刀捅死在自己的家门口。王英楷在得到这一情报后很是气愤，一边派人报告冯华，一边连夜带人进行了一次夜袭，除了将一个中队的鬼子消灭干净外，还将运输粮草的马车全部截获。王英楷并不是鲁莽之人，他知道中日双方已经停战，如果有漏网之鱼很可能会落人口实，因此他在行动前也动了一番脑筋，事先让参战部队都化装成了土匪。
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查此事时，刘坤一特意将众将召集到了一起。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宋庆等人都觉得这是困死倭寇的一个不错办法，大加赞美之词。而俞虎恩更是主张再接再厉，把小鬼子全都困死、饿死。
看到众人的议论暂告一段落，冯华开口说出了一句让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话来：“各位大人，虽然小鬼子们也确实该杀并且此事还能给日本人以更大的压力，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快，但是我认为这种事却只可以干一次，绝对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听到这句话与会者一下子全都愣住了，心中不由暗自奇怪：这事本来就是你们干的，现在怎么又说不能再作，冯华的葫芦里装得到底是什么药？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遵守国际法准则，是现代人的政治常识。可是在那个时代，清朝的大部分官员，包括紫禁城里的那个老佛爷，这方面的观念非常淡漠。鸦片战争后，在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下，清廷一再干出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违约的蠢行挑起更多的衅端。如庚子事变攻打外国公使馆，任意杀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外国侨民等等。
当然这时还没有到庚子年，冯华不能拿这样的事情说教，可是他还是说出让许多人吃惊的一番话来：“大家知道咸丰九年，洋人经天津到京城换约，忠亲王僧格林沁让官兵假扮乡勇袭击洋人船只，导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兵，致使京师不保生灵涂炭，复又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祸端。这件事足以让我们警惕，凡事不能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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