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通街”
当兴安灵渠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大功告成后，秦军的粮晌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唯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晌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甄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甄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锥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锥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请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人秦王朝的版图。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唯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匝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在过去的战争征讨中，关于西匝人之难以征服，秦始皇和秦朝军队是有所领教的。为了防止其残存的军事势力卷土重来，采取了这一防范措施。据后人考证这个“侯”的遗存就是今广西兴安县西南四十华里的秦越遗址。清谢启昆编《广西通志·胜迹一》时曾说:“秦城在(兴安)县四十里，旁有秦王庙，秦始皇筑以限越。”直到今天，虽然秦王庙早已不存，而秦城古城垣和古战壕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据专家考证确属当年秦军驻扎的故垒，此处位于越城岭和庞岭之间的水道，其地势平坦，四周高山连绵，大溶江傍依而过，北靠天险严关，扼守此地，即可控制岭南西部的咽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岭北犯。
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几项具有开发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辖境大体相当今广东的大部，东到今福建南端的云霄，西到广东四会县东。其下置县有:番禺县、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揭阳县(今广东揭阳县)、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祯阳县(今广东英德县)、含沤县(演阳县之南)。桂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贵县境，辖境大体相当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包括今广西桂林市、柳州市、梧州市和广东肇庆市、茂名市一带。’下置县除布山县外，还有四会县(今广东四会县)。象郡治所临尘，辖境包括今广西百色地区、南宁市、凭祥市，广东的湛江市一带，南到越南北部的海防市和高平省。除县之外，在土著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道，利用其首领即“臣邦君长”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在有些地区还维持其!日的部落组织，所谓“且以其故俗治”。秦推行的郡县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这是在岭南建立封建政治秩序的开始。从此，岭南纳人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秦的郡县制模式统治岭南。在统一政权下，通过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和民族首领，推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加强了与内地的交往，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岭南越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
二、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这是秦一贯奉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由于北方人初去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征兵不易，因而改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滴戍”就是对“有罪者”实行充军、流放，其对象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的、父母曾有“市籍”、祖父母曾有“市籍”的，称之“七科滴”。从史料记载看，秦王朝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入，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滴发，配合军事占领，在三郡安置这些移民，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时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叫“不直”。这次把南越地与筑长城并提，可知是强迫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建筑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滴戍边”。这句记载虽未明言去处，但不外北边和南边，南边当指岭南。第四次是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为一万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华夏人落籍岭南的一万五千户人家。这也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诏令中所说:“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以上史料表明，秦代迁往岭南的华夏之民数量不少，他们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为岭南的开发增添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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