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巨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摇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摇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摇役卜三年，回关东的免摇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摇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摇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追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埠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婶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鞍变法，商秧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云梦秦简·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粟(禾秆)等，即每顷收当三石，粟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日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秦朝的赋税很重，汉初则力求轻摇薄赋。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陆贾成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刘邦认为陆贾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选。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及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人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人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答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夭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慕，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
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
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
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工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
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为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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