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此疑怕难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传抄“笔误”?古文献中，常有因辗转传抄而笔误之事。汉代尚未有印刷术，其时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后会更多些，这是事实。但是，古文献的传抄笔误一般多出于字形相似、偏旁相类、音义相近的字，并非凡字都会笔误。“昧”字，《说文解字》载:“从目，末声。”而“胡”字，则“从肉，古声”。可见，“昧”与“胡”，无论是字形、音义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难造成笔误。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提到赵胡名字的共有八处，《汉书·西南夹两粤传》中也达七处。如果是班固传抄笔误，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竟至于七而不发觉?!
说实在的，时至今日，我们尚无法找到确凿的例证，甚至是孤证，以构成我们“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继抄笔误”的假证。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又怎好以疑而断，肯定是班固把“赵昧”错抄成“赵胡”呢?
因此，我们以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名字还是叫“赵胡”，而不是“赵昧”。史汉所记应无误，我们尚不敢贸然为赵胡立案更名。
的确，“赵昧”印和“文帝”印同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并认真去解释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的途径去探索:
第一，“赵胡”、“赵昧”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汉误写了，要么是“赵眯”是赵胡的别名。前一种解释我们己论证了其不可能，后一种解释说实在我们也无法证明它成立。因为，人有别名，早见于先秦史籍。齐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爱称她为少齐(《左传》昭二年)。这是一例。但是，赵胡的别号“赵昧”，却全无历史记载。而且，不但南越国其他四代南越王均无用别名的习惯，就是同时期的汉朝皇帝、同姓诸侯王亦无此习惯。可见，“赵昧”不可能是赵胡的别名。“赵昧”、“赵胡”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几枚印玺来看，南越文王赵胡，亦非“赵昧’”。在封建礼制统治森严的年代里，印钮饰和印的质料的区别，本身就是这种等级统治的一种表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与龙钮金印“文帝行玺”一同出土的两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龟钮金印，另一枚是覆斗钮玉印。这两枚“泰子”印的钮饰和质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说明它们不是一个“泰子”的用物，而是两个“泰子”的信物。同时，“赵眯”覆斗钮玉印，其钮饰和制裁料与那枚覆斗钮“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虽然是龟钮而不是龙钮，但它与“文帝行玺”同为金印。所以，我们认为，金质“泰子”龟钮印，应是“文帝”赵胡的太子印，玉质“泰子”覆斗钮印，应是“赵昧”的太子印。赵胡、“赵昧”是两个太子。
第二，既然赵胡、赵昧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汉误记，那么，“赵昧”是谁呢?我们的猜测，一个可能是赵胡的父亲，另一个可能是赵胡的兄长。
当然，“赵昧”者也有可能是赵胡的长兄。赵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书时就说过:“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袍孙焉。”(《汉书·西南夷两粤传》)孙已是“抱”了，其“得”孙之年当在此年前几年。而赵佗孙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孙“赵昧”为太子，后“赵昧”又早逝，佗于是更立庶孙胡为太子。胡死，携其曾为太子之长兄“赵昧”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缅怀毋忘之意，亦非子虚乌有之事。
总而言之，“赵昧”何许人，至今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想达到据史事而作出合理猜测、假设的阶段。但是，“赵昧”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继余天炽之后，暨南大学学者朱纪敦又提出了既不同于初步报告，也不同意余天炽观点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同时，宣称:赵胡和赵睐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国是汉初的地方割据政权。秦汉之交，南海尉赵佗乘“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史记·南越列传》)之机，割据一方，称王五世。国王名声显赫，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班固治学严谨，怎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竟将国王名字写错?何况赵胡当政时，为报答汉廷替他兴兵讨闽越的恩德，曾派太于到汉廷当人质。太子怎会将其父王之名误传呢?再说，太子婴齐在汉廷时，娶邯郸缪氏女为次妻。婴齐归国后，缪氏还继续与汉廷的安国少季私通，并在南越王国内结成一个与南越地方割据势力相对抗的亲汉集团。当时汉廷与南越王国之间，来往频繁.统一与割据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廷连南越国国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确是令人难以置信，再次，“胡”与“眯”二字从形、音、义上说，相距甚远，笔误的可能性极小。但前者被载人史册，后者却见诸出土文物，似乎两不相干，颇费推敲。仔细分析当时情况，看来有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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