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国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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