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肿脸充胖子！
越南老百姓对我们好。但有的“接收”人员说三道四，说我们大米不白呀，这个那个数量不够呀！好象我们欠他的！
我们给他们汽车，还得给他们训练好汽车，给他们飞机，还得给他培养出驾驶员。他们的中上层军官在我们国家留学、休假、治病，营长享受我们军职待遇。现在和我们对面站着的越南第二军区司令武立，就是我们昆明步校毕业的，和我们分部曹政委是同学。
这真是：猫教老虎虎伤猫！
我们分部援越八年，从1979年起又负责抗越部队的供应八年，当初谁想得到！我们分部收到的缴获战利物资，大都是经我们自己的手运出去的。我们高炮XX旅某连当年从某地撤出时人民夹道欢送，1979年他们又到这个地方，抓到一个打黑枪的“游击队员”正是他们连昔日的房东老乡，亲朋变仇敌！
为什么会这样？越南为什么恩将仇报？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教训？部队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很支持我们政治部周文辉副主任的主张，要就这个问题敞开来专门写一本书。
周文辉（分部政治部副主任）
越南从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变成了凶恶的敌人，我们分部确是最好的见证人。
它为什么变了？我也只是略知一二。据我所知，其他部队提出这类问题的更多。如说：越南人民英勇抗美我在小学课本上就读过；越南人民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是我入伍第一天就到指导员讲的；还有的干部说：叫我打（仗）可以，你不要二天又给它（越南）平反，我又落个执行上的错误……
不必讳言，这些反映实质上是少数同志对这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必要性、正义性的怀疑。
我们对参加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动员教育，如越南反华侵柬罪行，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生死观、荣辱观教育等等，都是必要的，有效的，九年多来战场上的无数英雄事迹便是明证！
但我认为，我们缺乏这样一本书，把中越关系从古到今讲透。越南人在这方面抢了先。最近我看到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的一本书，还有两个越南将军写的另一本书，都是大讲历史上中国“侵略”越南，说什么越南版图早在四千年前形成，包括中国的广东、广西直至洞庭湖……全面歪曲编造历史，对它的军队乃至全到进行煽动性“教育”。我们必须据史实予以痛斥批驳！
最为迫切是，应是立刻着手编写一部《中越现代关系史》，只讲军事关系也行。因为我们参加部队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对此了解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他们对下面也就只能讲一点一般常识性的道理。还有的基层干部，只能对下面讲：我也闹不清越南咋变了，我只知道，当兵就是打仗，军人就要服从命令。甚至有个别干部讲：叫你侵略你就侵略！
作为一个有政治远见的指挥员，不能仅仅满足于部队求仗情绪高，人人争当英雄、“嗥嗥叫”的现象。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群众对战争原因和目的的认识具有巨大意义，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本《中越现代军事关系史》，当然应讲清美苏争霸的全球环境、苏联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苏联南下战略、七十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战后越南、柬埔寨问题……等等，以至1979年以来中越之战的各个阶段情况和我们对未来中越关系的展望。
编写这样一部历史书当然是个大工程。有关领导部门要舍得花大力气，组织专门研究写作班子。还要解放思想，消除神密观念，对当时出于国家利益，军事保密考虑没有讲出来的史实，今天可以公之于世，都应当讲出来，也不要避讳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极左”的指导思想对外交路线的恶劣影响与后果。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向领导反映呼吁一下。
（据我所知，周文辉同志已搜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并已写出一本《中越近年军事关系百题问答》一书的草稿。）
二十个工作日落实十五年优抚补助（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
本报记者
退休干部、军烈属王昌群的“心病”解决后，激动地给云南省领导同志写去感谢信：“当收下（云南省信访局）赵局长等亲自送来的复函时，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万万没有想到，领导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能这样重视，亲自批示，多次督办……省信访局及有关部门在不到20个工作日就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两个儿子牺牲20多年后，党和人民仍没有忘记我们。”
72岁的王昌群，一直在文山、思茅等边疆地区工作，后组织照顾将其异地安置到昆明，调入省粮油运输公司工作。公司被私营企业兼并后，她每月只有689元的养老金和27元的门诊费。老人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由于养老金和医疗费偏低，老人有病不敢医治，尽量自己买药吃，服药的钱比吃饭的钱花得还多。
老人的丈夫，原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患有严重肺心病，一年中有半年住院治疗。两位老同志认为，他们目前的工资共同用于生活、治病，还能维持下去，但刘斌老人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不好，老伴今后的生活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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