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伙好像在当盗贼。”
县衙的官吏们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口。更何况刘邦从不在沛当地干这种行抢的勾当，而是到别的县去抢去偷。正因为如此，沛县的官吏也就没有把事情闹大，以免无缘无故地招致刘邦的仇恨。官吏们与其揭穿这些恶行，还不如接近刘邦，靠与他套近乎，来掌握辖区内不法之徒的动态，反倒于公事上更为有利。
萧何和曹参就是这种类型的县衙小吏。二人均为沛当地出身，在县衙里都干与司法有关的差事。萧何是上司，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长，当时叫主吏，曹参则是其下属的狱吏。从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构来看，这两位从当地录用的小吏简直还够不上一颗小米粒大。
二人一生命运多舛，因保护刘邦有功，曾先后当过汉帝国的丞相。萧何当过高祖（刘邦）的丞相，无论在世时还是到后来，都是评价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还有曹参，在刘邦和萧何死后，他当上了第二代皇帝惠帝的相国，名声虽不一定赶得上萧何，但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尽管都是崇尚法家的秦帝国的小小官吏，但其思想却肯定没有被定型，虽说如此，倒也不能说他们崇尚日渐流行的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厌严格区分事物的善恶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老庄。
话说回来，两人年轻时做沛小吏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连他们本人也不清楚。
还要插上几句，在汉帝国建立以后，曹参有一段时间是在地方做官的。在刘邦之子悼惠王被封为齐王（辖有七十余城）之后，曹参当了齐的丞相。对于此前善于攻城略地的一员大将来说，这是头一遭体验政治。他召集齐本地的一百多位儒生问道：“如何才能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呢？”儒生们各执其词，原本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的曹参最后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告诉曹参，胶西有一位叫盖公的人，说他是老子信徒，经常讲万事宜顺其自然。曹参厚礼相邀，乞示教诲，盖公便说：政治的要谛不在积极主动，只需一心推崇清静即可。只要以清静为主轴，民心和生活都自会安定。曹参大为钦佩，便将自己的丞相公堂腾出来让给盖公，让其自由处理政务。在任九年，齐大治，曹参获得了不需操劳而成为贤相的美名。
不久萧何去世，曹参受命接任。他在将齐丞相一职交给继任者时说：
“好吧，现在就把齐的狱市交给贵官。”
所谓狱市，就是指牢狱和商品市场。不消说，当时，政治也涉及许多领域，而不只是狱市。继任者感到奇怪，便反问道：政治里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吗？曹参说：“唯有牢狱和市场才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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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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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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