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问题就是中国想不想威胁美国
，何况，中国还可以部署以战略轰炸机为平台、载有核弹头的空基中远程巡航导弹HN－2，从而使中国的战略核武形成陆基、海基、空基的立体威慑。
此外，中国尚可使用威胁美国“软肋”的另一“杀手锏”---向美国的传统敌对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等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技术。这将增加中国和美国谈判时的筹码，并降低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意愿。中国被迫扩充核武库的结果是，美国将不得不在中国全新战略核实力面前妥协，寻求建立美中战略平衡新格局。
上述构想，只是一种可能，并非现实。至于中国是否真想威胁美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国一方面确需对美、日形成一定的威慑，以抑制台湾的独立幻想并争取南沙群岛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中国威胁”被感觉和夸大到令中国四面楚歌的地步。要取得这两者间的平衡，不但要靠战争能力的建立，也取决于中国的外交策略。
所以这些年的和平外交我很佩服。
修2 37
(更新时间：2005-1-9 8:53:00 本章字数：8034)
日本改革的前景、日本在亚太结构中的作用、美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对我们的决策和方针的制定有很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日本改革的成败问题经济长期不景气与政治僵化使得日本走到一个关键岔路口。日本的未来很不确定。人心思变的日本终出了改革家小猪蠢一郎。因高举“改革自民党”与“改革日本”的大旗，它是
众望所归为自民党总裁与日本新首相。一下子，日本的前途都系于它的 改革的成败了。
最近阅报，发现与它改革有关的两篇有趣文章，一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小泉是日本的里根》，作者是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帮办、现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席科特·坎贝尔。另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日本首相步戈尔巴乔夫后尘。坎氏看好小猪改革：小猪有美前总统里根的气质，与里根上台时一样，接受的都是“烂摊子”，前者是越战后人气不旺的美国社会，后者则是重病不起的日本经济。两人都采“小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对付经济问题。为振士气，他们都大打民族(爱国)主义“牌”，里根要求美军人重着军装，小猪如法炮制，如今日本街头不难发现穿自卫队制服的军人。里根想克服“越南综合症”，而小猪则想修宪。作者借用经济学家的判断说，里根为美在90年代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结构基础，而小猪改革也将为日本的再起飞打下结构基础。《金融时报》文章说，戈氏当年对苏联体制改革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颇象今天小猪对日本改革的观点。与苏共长期执政一样，日本自民党执政已半个多世纪。小猪要求本党为日本当前的经济问题负责，党内精英应转变观念接受痛苦改革，但自民党内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支持小猪改革仍是问号。戈氏的激进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小猪的改革是否也是这样呢？与戈氏的改革一样，日本的结构改革难度很大，日本既得利益力量随时可拉改革的后腿，否则，就是小猪不得不迁就保守势力，最终改革不彻底，或者难以进行下去。前一个类比没什么惊人之处，日国内主流意见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非常推崇，认为日本除了走美英式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别无他途，小猪本人更是力主再次“脱亚从美”。值得注意的倒是不多见的后一个类比。做上述类比不一定恰当，国与国不同、领导人各异。但是，这两个差别不小的类比提醒我们：日本改革的命运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当然是成功，象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小猪彪炳史册。另一种则是失败。如上述《金融时报》文章说的那样，很少有人在戈氏改革时预料到苏联解体，现在也很难说小猪改革必定失败，但苏联突然解体，戈氏改革破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小猪改革失败的可能性。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它们点促进剂。
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挑战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问题，重要因为日本方面的错误态度，这个问题在 现在的情况看是
不可能很快的获得解决。在历史问题上得道多助的中国可以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要求日本必须正确面对其侵略、奴役中国与亚洲的历史。
问题是，谴责日本扭曲历史、否定历史是一回事，担心日本重步军国主义道路是另一回事。现在东亚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同于193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美国是东亚地区的非地缘性大国，而中国早已崛起为大国，亚洲多数国家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依存关系。假使小泉治下的日本果真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它就一定取得成功？
与日本未来相关的国际问题是，怎么认识国际体系中的日本？日本不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不管是否解决了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是否还存在美日安全条约，未来日本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这是亚太地区等着发生的事，是影响未来亚太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
中国面对的头号日本问题不仅是日本是否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成为“正常国家”后，日本在亚太与世界到底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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