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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苍穹_月星【完结】(9)

  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的附庸,也罕见儒学的独立的抽象世界观思考。在室町时代后期,儒学教育机构足利学校虽曾以易学作为教学重点,但是,所进行的易学教育,与其说是作为儒学世界观的易学,莫如说是作为占卜的易学。[4]足利学校的不少毕业生利用其所学的易卜知识,为战国大名布置军阵和攻守进退作占卜,实际上发挥了军事顾问的作用。这些儒学者并无兴趣进行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这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然而,日本的儒学者尽管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宋明理学,并对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宋明理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在。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鼻祖藤原惺窝虽间或谈及理气关系,但更多的是把“理”解释为伦理性质的“道理”或“义理”。他说:“人事亦不可忽诸,是人事即天理。”[5]即使以严守朱熹学说而自认,声称“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的山崎黯斋,也经常把性理问题作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修养问题或人生道路问题来对待,不大将其视为形上学的问题。[6]具有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思想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认为,“穷理”不是体认形上学的“理”,而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自然法则。[7]古学派山鹿素行认为,

  “理”是“天地人物”“生生不息”的条理,说:“有条理之谓理。”[8]另一个古学派伊藤仁斋认为“天道”和“人道”“不可混而一之”。而且说:“天地则夫子所罕言,而子贡之所以为不可得而闻也,其不可也必矣。”认为可以不必强言抽象的“天道”。他进而认为“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9]他的学说的重点是“人伦日用”的道德观。被认为最具日本特色的古学派荻生徂徕,根本不谈“天道与性”这种抽象的本体论和人性论,他认为“道”就是先王制订的“礼乐刑政”,把儒学视为政治学。[10]

  对于江户时代儒学的上述倾向,日本学者相良亨曾予以概括说:“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以儒教为媒介所进行的思考留给日本人的精神遗产,虽说不是全部,但首先是或基本上是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11]

  日本儒学为何较之中国儒学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呢?就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来说,或许与日本是文化后进国,抽象思维不成熟有关。例如古代日语中,表示山、川、人草、木等自然物的词汇很丰富,但是,没有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的词汇(这从日语中的“自然”一词,仅有音读,没有训读亦可得到证明),这就是说,在古代日本人的认识中,虽存在作为具体物的山、川、草、木,但没有形成将它们加以抽象的概念“自然”,抽象思维水平尚处于幼稚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儒学的抽象的世界观思考难于理解,不感兴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依然疏于抽象本体论的探究,就不能以文化后进为据进行说明了。日本学者中村元的《东洋人的思维方法》在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进行比较之后,指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非合理主义”的倾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拙于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的空想性。[12]我认为中村元的分析也适用于日本儒学。日本学者源了圆则把日本人不喜欢思辨的、形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说成是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13]英国学者桑索姆(G·B·Sansom)也认为日本人对于哲学问题的特异性,是直观地、情绪性地加以对待,不大相信逻辑和分析。[14]日本儒学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既是日本文化这一特异性的产物,又是其表现之一端。

  二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

  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认为得自于耳目感觉的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与孟子不同,荀子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说:“征知则缘耳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认为“征知”必须“缘耳目”,即思维必须以感官活动为先决条件。遗憾的是荀子的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唯有汉代王充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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