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这些红卫兵有来自北京各校的，也有来自外地的。其中有据称是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几个女生表现最为张狂。她们提着有金属扣的皮带，拿出随时准备挥舞的架势走来走去。其中一人大概是看到家中已经被抄过、各处柜子都被封条贴住后感觉无法施展能量，抡起皮带用有金属扣的那一头就向玻璃茶几砸下去，一公分厚的玻璃顿时开裂。我和国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些家具都是公物，她才悻悻然住手。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这种来来去去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周，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正当一批红卫兵（似乎是来自外地的）又来家里查抄的时候，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前院的车库。临走，一个四方脸宽肩的红卫兵回头说：“你们放心。”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我可以感觉到，祖母、父亲、母亲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大家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在家里的人，都和祖父说了几句话。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祖父回家后说，估计住的是301医院。祖父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陆军中学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从他的青年时代到壮年时代，学生运动多有发生，他对此并不陌生。对于学生运动，他还多有积极评价。抄家的事，也并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义后被胡宗南部队相当彻底地抄过。成都的家，抄过后还暗布了许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的权力“真空”期间，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进家里，不料运气不好，踩中雷管引爆，连人带一座楼都被炸飞了。至于财产，在祖父决心走到共产党阵营中来以后，便已做好交出的准备。田产、房产在1950年代早已上交国家，留下的一些动产，如果政府认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这个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在几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锋口上行走的人，面对风风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两次，他面临是否携财产到海外作赋闲寓公的选择：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期反蒋失败以后；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但这两次可能的选择，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样一种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选择所带来兴衰荣辱自己就必须承担--这是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后也是这样。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非武装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抄家以后，住在后院的法贤师又重新蓄发了。门口那张大字报提到了她，那口气，是把她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四旧”来看待的。为了安全起见，祖父建议她蓄发，她接受了。后来，陈大爷的侄子来把她接回了四川。当时，我既无可能参加红卫兵，也无兴趣参加学校批斗校领导、老师的行动，遂采取了“逍遥”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越来越集中于共产党内的领导，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由8月的革命闹市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
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一些同样没有兴趣参加运动的同学聚到我家，最初只是下下围棋、象棋，听收音机里的节目，后来发现红卫兵贴的封条有一些自动剥开了，就开始从里面找书看，找唱片放在留声机上听，活动日益丰富。天气渐冷，需要穿棉衣了，母亲依据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留下的电话找到当时来过的负责人。似乎经过一些辗转，最后找到了。他们来的时候，我正和几个同学在家里看书、下棋，其中一个人开玩笑地说：“哈，你们还挺自在！”他们迅速地把所有的封条都开启后离去。我觉得，他们不属于当时正在风头上的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那一路。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好问的。柜子启封后，书更丰富了。家里成了小圈子内的“图书馆”。我的同学和好友刘子琪把书借回家里去看，竟然引起家长的兴趣。他的父亲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病休在家，读了两本刘子琪拿回家去的《文史资料选辑》之后，颇有兴趣，就让儿子来问我是否可以陆续借阅。那有什么说的！此后，他看完一本借一本，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四十多辑全部读完了。我到刘子琪家去玩的时候，他父亲常向我讲一些老北京的事情，拉板车的、摆小摊的、雪天小酒馆里的二两白干、大冷天里的卤煮火烧……让我这个南方来的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了解了不少北京百姓的生活。家里的老京剧唱片也被开发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活动只剩下样板戏了。如果不联系当时废黜百家、独尊样板的文化环境，不联系当时把那几出戏一味政治化的背景，那么，从听觉艺术的角度说，有些唱段还是很不错的。同学沈惟工会拉京胡，有时几个同学聚在我家唱上一通。京剧老唱片被找出来以后，我们从听、唱现代戏，又兼欣赏传统戏。那时，余叔岩、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朋、裘盛荣等京剧名家的不少著名唱段，《空城计》、《捉放曹》等剧的主要场次，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对不同流派的行腔吐字特征也颇有领悟。不过，我因声音低沉，那时又正在变声过程之中，对京剧男声中的那种持续的高音完全不能胜任，因此，并未能由听而熏陶出唱功。这段时间，同学们来家里的频率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祖父、祖母对几个常来同学的名字也熟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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