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田秀子是厂长于克明的夫人，是兵工厂医务室的医生，她是兵工厂里惟一的日本人，关于这一点，只有兵工厂里少数的几位科、厂级领导知道。仅仅因为她的国籍，特派员任一哲就很不放心。魏成在几次与特派员的谈话中，就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原医生的温柔和热情在兵工厂又是出了名的。她那张善意的笑脸和女性特有的细嫩温热的手，使不少病患者都感到舒心和安慰，就连魏成也领略过她那惬意的按摩，难道她和日军特务机关有来往？难道这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是一个间谍？还有这封信是谁写的？信里写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要让自己送给她？
魏成突然产生了一种要刨根问底的强烈欲望，他一定要看看这封信。他跳下床来，把被子蒙在窗户上，又用毯子挂住了门，不让光线透出去。然后，他拉开了灯，找出一把刺刀，小心翼翼地将信的封口挑开了。
里面装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两封信。一封是从日本国来的，用的是日语，因日语中夹杂着不少汉字，魏成从中仍可看出这是原田母亲写给深尾帮助她在中国寻找自己的女儿。另一封信则完全是中国字，是深尾给原田秀子的信。信中没有一句涉及到中日战争的话，没有一句涉及到八路军兵工厂的话，完全是亲人间的家常事、儿女情。信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看过信，魏成的那颗忐忑不安快要跳出胸膛的心，才算安定下来。
他将信重新塞进信封的时候，又发现信封里还有一片照片。照片上有四个人，坐在中间的两位老者，肯定是原田的父母，旁边的两个，看样子很可能是原田的弟弟和妹妹。四个人都在微笑着，笑出一种家庭的和美和期望。魏成也不由的跟着笑了一下。接着，他照原样封好封口，拉灭灯，取下门窗上的被毯，又重新上了床。
魏成躺在床上，此时却睡意全无，他开始为送不送这封信和如何送这封信犯起愁来。他想：看来这是一封普通的家信，把这封信送给原田也没有多大关系。再说，自己还有一条辫子抓在人家的手里，这封信若是不送，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那个藏在兵工厂暗处的人只消把他在潞安城鸿春楼里的照片弄一份如法炮制，塞进张选生或任一哲的门缝里，他的一切就全部完了。送就送吧，可是，怎么送呢？此事须做得机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和察觉。
这可就难了。
魏成为这事盘算了半夜，不知怎么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气很好，太阳也很好。魏成起了床，洗过脸，吃完早饭，踏着深秋的晨露，向医务室走去。
医务室在工区和宿舍区的中间地段，是一个用石头砌墙、二间大小的房子。房子分为里外间。外间是诊治病人的地方，有一只自制的桌子和木板床；里间则是堆放药品的仓库。药品其实很简单，有几瓶红汞和酒精，几卷纱布、药棉，还有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西药，这些药品都是八路军后勤部供应的，数量很少也很贵重。剩下的除了一些中成药丸，就是大捆大捆的柴柴棒棒了，这些中药材大多都是从黄崖山采集而来的。
医生只有原田秀子一人。原田秀子，三十岁的样子，娇小的身材，圆脸秀目，一件八路军总部医院发得大褂总是洗得一尘不染。单从表面上看，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日本人。她热情好学，对病人体贴入微，兵工厂的工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原医生”或“小原”。
原田秀子也早已忘掉了自己的出身，她将名字中的“子”字去掉，成为“原田秀”，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中国名字。她本是日本医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随丈夫到中国后，一段时间也曾扔掉了自己学业，后来到了黄崖洞兵工厂，厂里需要一个医务室，因没有医生，于是，这副担子便自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自从当上兵工厂的医生，她才发现自己的知识原来是那样的不足，尤其是中医，由于以前没学过，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于是，她又起劲地学起了中医。在辨别中药材方面，猎户彭清理成了她的大半个老师。彭清理对这黄崖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什么草治什么病，什么根有什么用，全都无保留地教给了她。现在，她的中医医疗技术已日臻成熟。
魏成走进医务室的时候，正有三个人在等着原医生换药、看病。一个是腿上长了黄水疮，一个是手被铁器划破了，还有一个大概是患了感冒，说话囔声囔气的。清晨的太阳斜照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上，原田正在给那个划破手的工人包扎。魏成进来和他们说笑了几句，便坐在床上等候。床上铺着一条白床单，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一件原田的衣服，魏成坐床上看着原田包扎，嘴里找着话与原田说：“原医生，你是既会内科又会外科的全面手哩！”
原田朝魏成笑笑，没有说话。
魏成又说：“咱这厂里七百多人，再加上家属，合起来上千口子，就你一个医生，也真够你忙的！”
原田说：“忙倒不怕，就是药品太少，有些小病就不得不让工人们顶过去了。”
魏成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本《张仲景汤头》和一本线装的《脉理》，顺手拿起来，翻看着说：“呀，原医生还在学中医？”
原田笑了，说：“我也是刚学，还弄不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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