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座的那些红军干部战士都是与国民党军杀得昏天黑地的，虽然国共合作已成现实，但仍还有一些人对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及红军红五角星帽徽换为国民党“白米子”帽徽想不通。听了曾山的报告后才在思想上彻底转过弯来。
讲到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曾山转告了中共中央及东南分局领导人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对他们在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
“当主力红军实行伟大战略转移，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吹嘘所谓红军被消灭了，他们胜利了。可是，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之际，红军挺进师却打到了他们所谓‘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来了！
“你们用铁一般的事实，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自欺欺人的反动宣传。你们的消息，不但传遍了浙江全省，而且还传到了上海、南京以至于全国。当时，苏联也很重视你们在浙江的行动和胜利。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就曾经看到《真理报》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红军挺进师在浙江战斗的胜利消息。你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给了浙江省的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吸引了大量国民党的正规军其中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省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
古有壮士断臂，当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北上实在是中央出于无奈而做出的一个悲壮的决定。先遣队的装备很差，兵员虽有六千多人，战斗人员只有一半，但即使是这样的队伍却仍在江西、福建、浙江国民党重兵围困中翻江倒海，甚至兵临福州城下。虽然损失惨重，但保留了火种。所以尽管最后没有到达目的地皖南，但仍可称得上是不辱使命。挺进师正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存的火种，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坚持了下来。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粟裕为挺进师的生存付出了他全部的智慧和心血，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挺进师最艰难的时候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当粟裕听到曾山对挺进师评价时，他内心感到欣慰，脸上现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意。
“……，现在苏联农村已普遍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工业很发达。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在莫斯科时被邀请到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红军很强大，有很多新式武器。中国的红军即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会强大起来的。中国，也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大国家！”
曾山的讲话给全体参加会议的人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赢得热烈的掌声。
报告后，曾山和刘英、粟裕及部分挺进师战士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前合影。粟裕与刘英、曾山站在后排行列的中央，左右和前排是全副武装、威武的挺进师的战士。
第二天，刘英带上一部电台，和曾山一起先赴东南分局。粟裕、陈铁君、张文碧、范连辉、余龙贵、杨立财等将走上抗日前线的将士及省委和军区领导为他送行。
“多杀鬼子，多打胜仗！我在这里等你们的捷报。”刘英握着粟裕的手，语气里透露出信任和期望。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越人、爱群、锄非、王志远、林远志。刘英多才多艺，书法上有一手绝活，他的双手和右脚都会写字。粟裕和他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那时粟裕任红军北上先遣队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陷入重围时，他和粟裕一同奉方志敏命令，带领部队突围，后来又一起组建了挺进师，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他们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他们进入浙江后，国民党报纸曾惊叹：“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赤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他和粟裕在工作上产生过严重分歧，矛盾曾激化到刘英把粟裕关起来天天进行批判的程度。即使后来为了大局两人和解，但也是分开活动，会面时各带自己的武装，各怀戒心，而且不敢住在一屋子里。但是他有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新四军成立时曾有意让他出任新四军的参谋长。
粟裕看着刘英清瘦的面庞，喉咙里像堵塞了东西。他从刘英手中抽出手来，给刘英敬了一个军礼。
两人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
送走刘英和曾山，粟裕通知挺进师的中队长范连辉、余龙贵、杨立财，让部队做好出发准备。命令下达后，所到之处一片兴奋和欢呼。因为要远行，部队立刻开始轻装。
干校则提前结束，程望（广东台山人，同济大学肄业）、林谷等二十四名学员组成“随军服务团”，陈雨笠任团长，随粟裕率领的出征部队北上抗日。一部份学员组成流动宣传队，由连珍、林夫带队深入平阳、瑞安、泰顺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余学员被分配到浙南各地和全省其它地方坚持斗争。离开干校前夕，学员们纷纷拿着纪念册，请粟裕等校领导题词留念。粟裕从一名学员手中接过纪念册，用钢笔写下了这样的赠语：
“以游击战术打击来犯之敌。金米。一九三八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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