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朝廷对冀州自然不敢大意，且不说这里和世祖光武皇帝的关系，光是冀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不是大汉朝廷能够轻松处理的。
先秦春秋时，有一部星相书《元命包》中有言，“冀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曰冀州。”这其中便可知冀州于天下之重要性，甚至曾一度有“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的论调。
毕竟，自光武中兴汉室以来，冀州人口便是常列于大汉十三州前列，加之其地自大禹治水后，境内河水使得其沃土无数，这种底子，本身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争霸天下的基石。
而冀州自古便是“土平兵强，英杰所利”之所，是“南北之冲，戎马之场，要害之重地”，其“东近瀛海则资储可充，南临河济则折衡易达，川原绕衍，控带燕齐”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得无数枭雄得此而得天下。
光武得此，中兴汉室，后来汉末时代，袁绍曹操二人北方大战，若非意外，袁绍亦可定曹操，从此虎吞天下。而魏武得了北方，更是第一时间，将其治所迁于邺城，以冀州管控天下，可见其地重要性，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生产力没有爆发的时代，冀州的位置天然就决定了他成霸称王的基础，是其他地方很难赶得上的。
因此，大汉朝廷自然不容冀州有失，从一开始，刘宏便下诏，派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士、天下诸郡兵经河内直驱冀州。同时又令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副，率领一部并州骑兵和幽州突骑，及并、幽二州所征胡兵南下，与卢植所部对冀州太平道黄巾蛾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严令卢植快速平定冀州黄巾，不能使冀州糜烂，大汉江山有失。
卢植不亏是知兵之人，经过几番较量，他带兵之后，成功使得作为太平道发源地，信徒最多，也是黄巾蛾贼为祸最大的冀州，难有寸功，甚至自身难保。他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使得张角等黄巾蛾贼退走，集结于广宗严守，卢植见此，则筑围凿堑，造作云梯，欲围困太平道主力于广宗，待其粮尽，垂当拔之。
很难想象，那些狂热的太平道信徒，在张角三兄弟的领导下，本应该爆发出极大的战力，甚至应该作为天下太平道主力的冀州，现在竟然被汉军压缩在巨鹿郡广宗县动弹不得，只待其粮尽，汉军无论是围死还是和出城活命的黄巾蛾贼决战，都将必胜。
不过，随着皇帝刘宏派遣小黄门左丰，到军中观查黄巾蛾贼形势，冀州平叛事态便有所变化。而这变化，不仅使得汉军临阵换将，让本来已经感到绝望的黄巾蛾贼看到一丝翻盘希望;同时，也给蛰伏在凉州已久的叛军，感觉到了在凉州起事成功的希望。
却说小黄门左丰到达卢植军中，第一件事情，便是要受贿贪钱。这是现在大汉官场的常态和潜规则，即使现在是平定黄巾大乱的关键时期也一样，毕竟，于左丰而言，明知卢植此番要立大功，从而得到皇帝和朝廷大赏，他不跟着分点羹，无疑是不可能的。
而且左丰知道卢植曾师从大儒马融，当年马融在位，最大的臭名便是他为了自己奢靡生活，完全不顾忌他大儒名声，和家族皇亲国戚的身份，不断受贿，这一点使得左丰从一开始便打算要从卢植处收来一笔财富。
然而，不曾想，卢植是个硬骨头，坦言身上无财，不肯行贿。姑且不论卢植是真没钱，还是性格刚毅，见到左丰是宦官，厌恶其人，为了声名而不行贿的，反正在左丰眼里，卢植作为马融弟子，不可能不行贿，如今卢植不给左丰钱，摆明了不知好歹，因此左丰自然记恨。
回道京师雒阳后，左丰便对皇帝刘宏言语道：“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言下之意，便是冀州汉军平定张角的太平道主力，十分轻松，而卢植现在只建堡垒，围困张角等人，却不进军，一定是怀有二心，只等天下形势有变，便可谋私。
此言可谓是诛心之极，如今正是太平道大乱天下的关键时期，刘宏亲眼见识了大汉江山差点颠覆的危机，自然十分敏感。而卢植现在手握冀州一地，大汉所集结的天下精兵，军权全部集结其一人，一旦有变，事必危矣。
刘宏不敢大意，加上卢植屯兵不发，大有左丰进言的大逆之意，因此，刘宏大怒，以槛车征卢植入京，收押诏狱问审。当然，为了避免卢植之事有冤，刘宏并未下死手，却是令其减死一等，如同后世无期徒刑一样，先收押，只待事情缘由问明，再作他审。
当然，卢植作为冀州汉军主帅，被下罪免职，朝廷自然不能令大军主帅久悬，否则定然军心不稳。后来，经过朝中讨论，大将军何进及其属吏袁绍提议，改拜时为河东太守的陇西临洮董卓为东中郎将，令其代卢植为主将，火速平定冀州太平道。
只是，虽然汉军换了主将，但冀州的黄巾蛾贼依旧未见得有翻盘希望。因为董卓出身边军，亦是知兵之人，只是能力上面与卢植还有所差距，他出于各种原因，改变了卢植的战法，放弃围攻张角据守的广宗县，而率主力北上攻打张宝据守的下曲阳县，围攻了两月余都未克。
虽然如此，但董卓并未给冀州太平道黄巾蛾贼几分机会，明眼人皆知，只要大汉朝廷不生乱子，太平道注定难挽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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