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感觉到她的思想在我的脑海边缘刺探，就像陌生的手抚摸在我身上一样。我试图模仿她的高深莫测，拼命禁锢着自己脑中的想法。
神甫又坐下了。“给我讲讲那座岛。”
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但我必须掩饰震惊的心情。我的念头如此轻易就被她看破了。仅仅在数周以前，也就是最后一次到城墙放风之后，我刚开始见到关于那座岛的幻象。起初几次我梦到了它，也曾怀疑过这些海洋和天空的景象并非有预见性的幻觉，而仅仅是狂想，是关于开放空间的白日梦，以抵消每天面对灰白四壁、窄床和一把椅子的单调现实。但这些幻象来得越来越频繁，细节清晰，前后连贯。我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也明白自己永远不能提到它。如今，在牢房里压倒一切的寂静当中，我的呼吸声听起来十分明显。
“我也看到它了，你应该很清楚。”她说，“你会告诉我的。”
她在刺探我的思想，而我无处可藏。这就像看着父亲给兔子剥皮：当他把兔皮剥落那一刻，里面的东西全都露出来了。
我试图封闭脑海中关于那座岛的景象：城市隐匿在火山口内，房屋在陡峭的边缘鳞次栉比。灰白色的水流向四方，在锋利的地表岩石上刻下凹痕。我能看到所有这一切，无数个夜里我都在梦中见到它。我会尽力保守这个秘密，就像那座岛守护着位于火山口的秘密城市一样。
我站起来说道：“我没见到什么岛。”
神甫也站了起来。“你最好期盼没有。”
*
当我们再长大些时，父母对我们的审视更加严密，扎克也是如此。对他来说，我们一天不分开，他被认为是欧米茄的嫌疑就多一天，阻碍他获取在阿尔法社会中的正当地位的日子就又延续了一天。因此，我们两个全都徘徊在村庄生活的外围。其他孩子去上学时，我们在厨房桌子旁一起学习。其他孩子在河边一起玩闹时，我们只能两个人玩，或者远远跟在别人后面，模仿他们做的游戏。只有离得足够远，其他孩子才不会冲我们喊叫甚或扔石块，这样一来，孩子们唱歌时，扎克和我只能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旋律。回到家之后，我们试着还原他们的歌曲，在缺漏的部分填上我们自创的歌词和乐谱。我们活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到处都充满了质疑。对村子的其他人来说，我们起初是好奇心关注的目标，之后发展成彻底的敌意。一段日子之后，邻居间的窃窃私语越变越响亮，最后变成了怒吼：毒药!怪胎!骗子!他们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是危险的，所以对我们的鄙视不分伯仲。每次村子里又有双胞胎出生，之后被分开，我们两个久而未分的情形就更加显眼。邻居家的欧米茄儿子奥斯卡左腿只长到膝盖，他在九个月大时被送到欧米茄亲戚那里抚养。我们常常看到留下来的小梅格，独自一人在她家的篱笆院里玩耍。
“她一定很想念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我这样对扎克说道，当时我们路过邻居家，看到梅格正在无精打采地啃着一只小木马的脑袋。
“没错，”扎克说，“我敢打赌她一定备受打击，因为她不用再跟一个怪胎分享她的生活。”
“奥斯卡肯定也很想念家人。”
“欧米茄没有家人，”他说，复述着从议会的一张招贴画上看来的词句，“总之，你知道那些试图留下欧米茄孩子的父母，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我听过这类故事。偶尔会有一些父母，不愿让孩子分开，试图留下每个双胞胎，议会对他们毫不留情。对极少数被发现与欧米茄保持联系的阿尔法人来说，他们的下场也很凄惨。传说他们会遭到当众鞭打，甚至更糟。不过，大多数父母急于摆脱畸形的儿女，轻易地就放弃了他们的欧米茄孩子。议会宣称，长时间接近欧米茄人是非常危险的。邻居骂我们是毒药，表明他们对我们既蔑视又恐惧。欧米茄人应该被逐出阿尔法社会，就像阿尔法胚胎在子宫中逐出毒药一样。我不知道欧米茄人在这方面是否幸运，因为我们无法繁育后代，至少永远不用经历送走一个孩子的痛苦。
我心里清楚，他们送走我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一直以来的隐藏工作只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推迟了而已。我甚至开始怀疑，现在的这种状态，即被父母和村子里的其他人永无休止地审视，是否比注定要来临的放逐好过些。扎克是唯一一个能理解我这种奇特的局限处境的人，因为他也身处其中。不过我能感觉到，他那双平静的黑色眼睛始终在关注着我。
为了寻找不那么警觉的同伴，我捉到三只经常聚集在水井边的红色甲虫，把它们关在窗台上的罐子里，常常看着它们爬行，听它们的翅膀打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取乐。一周之后，我看到最大的那只甲虫被钉在木头窗台上，一只翅膀不见了，正在以它自己的内脏为中心不停转圈。
“这是个实验，”扎克说道，“我想测试一下，它这样能够活多久。”
我去父母那儿告状。“他只是没事可做，”母亲说，“这快把他逼疯了，你们俩的年纪都该上学了，但却去不了。”母亲没说出口的事实仍然在转个不停，就像甲虫的处境一样：我们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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