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正待纪昀等要对乾隆禀奏时，乾隆竟传旨过问此事来了。于是，由纪昀出面，向乾隆作了回禀。
乾隆听了，心中大喜，说道：
“朕的臣子办事是干练，诸位翰林想事是周全，此以‘百寿图’贺寿，实为新鲜。请再算上二位，朕与皇上也参加。”
纪昀听了，跪地谢恩，说道：
“臣纪昀，并代替帅承瀛，一并万谢圣恩。”
乾隆也没有多说，当即将嘉庆找了来。
“皇儿，你老师帅承瀛过生日事，你知道不？”
“父皇，啥时事？”
“你当上了皇上，把老师都忘了，架子真不小啊。自古以来，有三不可不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天地之年不可不知，老师之年不可不知。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都应切记心里。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尊。师长犹同父母，岂能忘怀。今日有忘师之为，明日就有弃父之行也。”
乾隆的一席话，只说得嘉庆脸热起来，说道：
“父皇，实在是皇儿喇忽了。”
“你能喇忽，我却不能喇忽，帅承瀛生日，朕还要亲自到场。”
嘉庆听了，这才觉得自己失礼。然而他想了半天，也没有能想出个更好的祝贺方法来。
还是太上皇上乾隆想事周到，说道：
“咱皇家什么最尊贵？”
“传国玉玺。”
“那么，将传国玉玺给诸翰林书写的‘百寿图’盖上，岂不更好！”
嘉庆听了，乐得一拍掌，说道：
“万谢父皇提示，皇儿知道了。”
说罢，当即让大学士于敏中将“皇帝之玺”大印取来，加盖在翰林们的‘百寿图’上。从此，“百寿图”身价陡涨，变成钦赐之物了。
待送“百寿图”那天，更是热烈。
太上皇帝乾隆、皇帝嘉庆乘坐的两驾御辇走在前头，后面是金瓜、铖，斧、朝天镫，再后面便是124名翰林组成的翰林队伍。“百寿图”，因为加盖上了“皇帝之玺”大印，成了至尊至圣至上之物，早有扈驾大臣护送抬着走在最前面了。
帅承瀛在北京虎坊桥家中，看到了这个场面，看到了“百寿图”上的那124个不重样的篆写的“寿”字，以及那加盖的鲜红红的“皇帝之玺”大印，只觉老眼昏花了。待跪迎时，竟流下昏黄老泪来。
泪光中，他恍惚走过了自己的沧桑一生。
泪光中，他恍惚看过了自己的荣辱欢悲。
瞬间，那124个“寿”字，变成了124张图画。这图画，急速地在他的眼前闪逝着??
乾隆四十年（1775年）查处金堡案。曾是明末进士的金堡，削发为僧后称谵归和尚，住持广东韶州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偏行堂续集》、《屹海焚余集》诸书。乾隆在审查呈缴的禁书时，发现其《偏行堂集》“语多悖谬”，遂被定为“逆书”。谵归虽死，仍被毁塔磨骸，将寺庙夷为平地，将丹霞寺五百众僧尽皆处死。
帅承瀛想，我是乾隆的朋友，我要是谵归呢？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查处尹嘉铨案。曾是大理寺卿的尹嘉铨，年逾七十，解甲归田。他为提高本家门第，上奏折给乾隆，为其父尹会一请封谥号。其父尹会一，字元孚，号健余，直隶博野人。清初著名学者。雍正朝曾任过河南巡抚、吏部侍郎等职。著有《修习斋祠堂启》、《习斋先生入乡贤祠文》、《颜习斋先生墓表》、《健余先生文集》、《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抚豫条教》等。他以为父亲作为巨大，自当请求封号。只因奏折言辞有过，致使乾隆不满。遂进行查禁其著作，发现“多有碍语”。结果尹嘉铨被处绞，家产抄没。
帅承瀛想，我是乾隆的重臣，假若我是尹嘉铨呢？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沈德潜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二次南巡时发现了这个人才，称其“年逾八十，实为蓬瀛人瑞，今来接驾，著加恩，给予礼部尚书衔”，实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并御赐进士。待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去世后，乾隆曾谕令将沈入祀贤良祠，并御书碑文以示纪念。然而，当审查徐述夔文字案时，发现沈曾赞扬过徐的诗句，并为徐作传，又发现沈诗中有“夺朱非止色，异种也称王”句，误认为“微言有疑”，逆将沈祀牌撤出贤良祠，并剖棺戳尸。
帅承瀛想，我与乾隆交往甚厚，若我是沈德潜呢？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崧案。福崧曾任浙江巡抚，勤于政务，精明能干，即便在他贿赂公行的当时，还能做到“廉俸外，不受岁时的苞苴”。大学士和?，深受乾隆宠信，权势炙人。每年各省督抚大员，都要向他馈送厚礼。福崧不肯随波逐流，未有行贿，使得和?怀恨在心。后来福崧为帮助两淮盐运使柴祯升解决亏空，被和?获知，以挪用库银名定罪，将福崧逮捕。福崧不服，扬言要进京奏明圣上，治和?罪。和?惧怕，在福崧被押解途中，行至山东红花铺时，假传圣旨，“途中赐自尽”。福崧不服，大呼“冤枉”。被责令执行的山东巡抚吉庆无计可施，只好以酒中置毒，使其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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