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男女问题上辜氏一贯主张一个男人应该娶四个女人，但是他自己终身只娶了两个，一个中国湖南的，一个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后才一年的时候在青搂遇到的，也是大老婆亲自帮他张罗娶回家的。他一辈子一直热衷于逛青楼。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他在“风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四代传人苏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戬，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小名三郎，学名玄瑛，字子?。后为僧，自号曼殊。至于其身世，一说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苏杰生是旅日广东茶商，母亲河合氏是日本人，苏杰生之妻妹。因此曼殊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种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为僧。另一说，谓其父母皆为日本人，苏杰生为其养父。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粤，而母亲仍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苏曼殊佛学渊博，且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曾任报刊翻译及学校教师。和陈独秀，章炳麟、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为南社社员。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断鸿零雁记》(1912)、《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六种文言小说。其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其诗多感伤情调。其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另在佛学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汉英辞典》，今不传。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记》等。苏曼殊流浪终生，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于上海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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