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一开始当然是招收特务。这个任务有时比别的任何任务都使间谍头子伤脑筋，因为事实上，秘密接近公众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这两个情报机构各自形成了一套招收特务的办法，这些办法达到希奇古怪的地步。
谍报局刊登广告。战前，德国在国外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向领薪水的人，特别是政府雇用人员，提供贷款。
一些债台高筑的人向谍报局申请贷款，谍报局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出它最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军官、军士、或者军事机构中的官员——向他们提供贷款。如果有人不能按时还钱，谍报局就提出以提供情报作为延期偿还贷款的条件。许多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他们陷得越深，谍报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个法国骑兵中尉，因为他的情妇挥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个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当他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无法偿还债务时，谍报局要他参加选拔参谋的考试。他考上了，不久就提供更高级的材料，例如有关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年度报告。后来他争取调到了巴黎，在那里，他靠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情报来供养他的女朋友。只是战争的爆发，才中断了这种关系。
谍报局还雇用侦察员去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谍报局汉堡站的经济学专家同时又是侦察员。当他经过被占领的欧洲时，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物色合格的人物，他发观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纳粹主义的难民而获准进入英国。战争开始以前，在国外的一些德国同情者，自己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同样也在物色有可能成为特务的人。比如在威尔士，许多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憎恨英格兰，就有一个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到加的夫大学讲学的人向谍报局报了名。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国期间，前线侦察单位的成员，从亲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如法兰西人民党、保安队以及比利时法西斯党人等那里招募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有两个特别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员，他们的代号是“马雷夏尔”和“夏利”，他们在法国劳动营和维希法国“流亡”政府总部所在地德国南部的西格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为间谍的人谈话。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德占区和未被占领地区的边界上，有时哨兵把企图违禁到德占区探亲的法国兵带到谍报局。波尔多谍报站帮助这些士兵成行，条件是必须保证带回情报。
几年以后，当同盟国的入侵开始逼近时，这个谍报站雇了一个在军事机关中工作、并同公众有接触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来访中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马上给谍报站打电话。然后由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去见这个人，对他进行试探。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前外国军团的成员。
特殊的环境有利于招募间谍。战前，在德国和法国、卢森堡交界处，谍报局经常抓到法国间谍，然后把他们放了，条件是给德国当双重间谍。一九四零年，当德国军队入侵海峡群岛时，他们至少说服了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犯人为他们做间谍工作。
数量最多的，要算来自战俘营的特务。当谍报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务到北非进行大规模活动时，它发现了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而今在法国战俘集中营里奄奄待毙的阿拉伯人。谍报局表示，如果他们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就把他们空投到他们的老家。在东方，谍报局从俄国战俘中收买了数以百计的特务。
党卫队保安处的做法也是这样。舍伦贝格的大规格的“策佩林”行动，把几百名前战俘空投到俄国当间谍。由于其中许多人，一回到祖国就向当局自首了，一九四三年德军在库尔斯克受挫，战争的发展情况变得明显之后，尤其如此，于是德国人只吸收那些因为犯罪（如逃兵）而断了回路的人充当间谍。如果有的候选人证明不了自己断了回路，德国人就强迫他们：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杀苏联公民；然后把这些刽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摄下来。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吸收他们当特务。由于党卫队保安处的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有时不得不从国内情报部门调个别特务到对外情报部门去。例如，一个叫海因里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国内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接着在维也纳为党卫队少校阿道夫·艾希曼工作，后来又调到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处第六组组长威廉·赫特尔上尉领导下的对外情报部门。舍伦贝格还从来自瑞典、瑞士和芬兰的党卫队志愿军小分队里物色特务。在森海姆的外国人党卫队军营里，他的第六司的一个官员，冒充政治哲学教官，物色有可能充当特务的人。另外一个官员，表面上是书信检查员，阅读他们的信件，以寻找另外的线索。
党卫队保安处没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那么拘谨，它能采用比较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舍伦贝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创见。德国保安总局第五司（负责侦探）
司长指示给姑娘发许可证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们在所在地区周围物色……合适的妇女……要非常漂亮……举止有风度……聪明、老练，懂点外语更好。……把她们报告给……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这样斜倚在第三帝国的路灯柱上的完人，却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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