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连长交给他们便衣以外，他们没有作任何准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早，两人渡过了摩泽尔河，到达美军占领的西岸，渗透到敌人后方。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着，可是没有走出多远，就被三个巡逻的美国兵喝住。来自芝加哥的罗伯特·Ｔ·斯卡博罗中土问他们到哪儿去。
“我们是波兰人，是……是……波兰人，”他们咕哝着。斯卡博罗叫来了五级技师弗兰克·Ａ·格洛夫钦斯基，他也是芝加哥人，会讲波兰话，一个特务对他说，他们“只不过是穷苦的波兰工人”，想到附近的农场找工作。那个地区有许多波兰劳工，他们是被德国人赶来干农活的，因此这个回答是可信的，两个美国人放他们走了。温德和科塔斯又上路了。
但是这两个美国人转眼一想，觉得不对头。他们跳上吉普车追赶，把他们抓住，带到排部。第二天两人坦白了。十月十八日，军法委员会宣判他们犯有间谍罪，十一月十一日，在一个牧师和一个板着面孔的美军中士的押送下，他们走到一个粉刷着白灰的狭窄墙院的尽头，他们的脸上露出谅愕的神色。就这样，在离家数百英里远的地方，在法国阴沉沉的天空底下，行刑队结果了头一个人的性命，接着又结果了第二个。
所有这些特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情报有多么准确？回答多半取决于被问的人是谁。
谍报局的估计自然是最乐观的。谍报局在转交特务的报告之前，本当要淘汰所有明显是假的情报。但是它对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因而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分析情报的机构才能够这样做。而且谍报局根本就不想这么做。没有间谍，哪怕是不管用的间谍，就等于没有谍报局。没有谍报局，那么它的成员就得在俄国前线去送死。因此，谍报局的间谍和他们的上级总是竭力推崇特务们的报告，即使他们明知报告成问题。
结果难怪分析情报的机构认为谍报局的许多材料是废品。
他们的态度和谍报局的态度的差别，在评价每个特务时表现得最明显。谍报局的态度总是比较积极的。Ｖ—314 号特务是运输工人代表，住在伦敦，谍报局说他“经过多年的考验”，是“值得信赖的”，西线外军处则说他的报告“不明确，掺了假”，“值得怀疑”。Ｖ—373 号特务是格拉斯哥的一个学生，谍报局说他“经过考验、值得信赖”，而西线外军处说他仅仅是“可以利用的”。
这是因为情报分析机构以及听取他们报告的指挥官，一般认为特务的报告是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中最没有价值的一种。德国空军情报机构中主管对美国和英国空军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认为，特务提供的材料“几乎是开玩笑”；他认为这些材料远远比不上无线电侦察、战俘的口供和敌方的报刊来得实在。他的一个同事恼火地说： “特务的报告只会妨碍工作。”一个海军情报头目声称： “间谍的作用微不足道。”
海军在作战日记中毫不客气地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两个预言，即盟军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占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一九四零年法国战役期间，谍报局的情报工作“失败了”，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为此颇发了一通牢骚。南线总司令的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将军不会忘记，卡纳里斯到他们司令部并且告诉他们，不必担心盟军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新的登陆，他走后只几个小时，盟军就在意大利的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
并不是所有的人总是持批评态度。在盟军入侵前，西线外军处军官所弄到的有关盟军战斗序列的情报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在英国的间谍提供的，他们也比较乐于接收这些情报。在俄国前线，特务情报主要是前线特务的相当可靠的目视侦察结果。虽然情报结果与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不相称，但是情报参谋们认为这些结果对于他们正确了解整个情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九四二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以表格形式，显示了在那一年头五个月里它所收到的谍报局从非洲发来的七十二份报告的价值。它发现有三十七份，或者说比一半梢多的报告“有价值”。其余的报告有的“价值较小”，有的“有意思”，有的“已经知道了”，有的“未必正确”。
尽管这几类中有一类意味着需要对报告的准确性加以检验，战时经济部在分析情报时并没有强调这个方面。如果首先根据这个方面来检查特务的报告，它们的质量就差多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海军对德国保安总局（谍报局已经并入这个机构）提供的有关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法国的地中海沿岸登陆的一百九十二份报告作了统计分析。它发现只有十五份是“准确的”，这就是说十二份中只有一份是准确的。另外三十二份“部分准确”。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可能准确（经不住检验）”， “太笼统（因此不能用）”，或者是“错误的”。海军说： “无论是从预料进攻时间来讲，还是从预料进攻地点来讲，或者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德国保安总局提供的报告绝大部分是不准确的，或者太笼统，不能用来判断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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