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块地盘上，拥有自己的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多人通过德国外国研究所和其他为国外德侨建立的机构同祖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们提供的全部东西，除了一些新的剪报外，没有更多的关于俄国的东西。虽然谍报局因此可以知道这些日耳曼族苏联公民的名字和地址，但它始终没有帮助其中一位爬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上，甚至也没有对一位身居要职的俄国官员进行策反，让他替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德苏条约，解除了希特勒对苏联的后顾之忧。条约签订后，希特勒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激怒俄国人。可是，随着德国消灭了西线的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它对俄国干涉的担忧减弱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兴趣增加了，间谍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了。在波兰战役之后缴获的文件，使得德国人可以同波兰在白俄和乌克兰的间谍网进行接触。现在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同苏联享有的共同边界，对于偷偷向苏联派遣特务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谍报局在边界附近建立了特务支持点和训练营网，并把大批的特务派了过去。第一批特务的训练和装备很差。许多人领受了同样的任务，因为德国人预料许多人将被捕。确有几十个人被捕了。但其他人带着有关苏联设施的详细情报返了回来。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Ｖ—19540 号特务手下的一个小特务报告，在乌克兰西部莫纳斯特里克小镇的东北面发现了一个机场，机场的西边有四个飞机库。这个特务数了机场上有二十架飞机，还注意到那儿每天都在进行轰炸和跳伞训练。
虽然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夏季就决定同俄国开战，虽然东线外军处在那年秋天加紧要求从俄国提供间谍情报，可是只有到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了“巴巴罗沙”
作战指令之后，谍报局才接到参加作战准备活动的明确指示。在这之后它的活动又受到严格限制。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或者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卡纳里斯和皮肯布罗克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及其助手约德尔。约德尔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他们，德苏战争夏天就要爆发，谍报局必须进行帮助。这是皮肯布罗克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约德尔在谈到已经赢得的战争时说，参谋总部不需要整个红军的详细情报。他指派谍报局只去观察边界上苏军的变动。约德尔就这样地禁止谍报局进行战略间谍活动，只让它注意作战细节和战术细节。希特勒认为，俄国在边界战斗之后就会垮台，约德尔宣布希特勒的这个看法之后，就结束了这次短暂的会见。
皮肯布罗克在接受的任务范围内，加紧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他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和东线外军处处长金策尔进行了频繁磋商，更加仔细地制订必要的间谍活动任务。对俄国开展工作的所有谍报站奉命派遣更多的特务。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也开始向军事分界线的另一边派遣间谍。这些间谍比谍报站派出的特务更能胜任工作。许多人上过什切青、柯尼斯堡、维也纳和柏林的间谍学校；许多人携带着电台。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好几百，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捕了。除此以外，偶尔有成队的化装德国土兵，突入边界线进行侦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个德国土兵穿上红军工兵服，从阿夫古斯托夫附近进入白俄。一位俄国边防巡逻战土突然袭击了他们。在枪战中，十一个德国士兵被打死，五个被俘。
所有这些特务的渗透都很肤浅。他们的任务只是查清俄国军队的部署和边界上的设施。没有哪一个人深入到俄国内地。没有哪一个被吸收到苏维埃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
没有哪一个接受了提供整个俄国实力的线索的任务。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确实报告了比较重大的问题。他的报告的性质，以及谍报局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表明了德国对俄间谍工作的质量。“当某个比较强大的敌人同苏联发生战争时，”这个特务断定说， “共产党的垮台就会特别快，因而它再也不能控制局势，苏联就会土崩瓦解，形成一连串的独立国家。”谍报局说这个观点“特别准确”。
德国在苏联的最基本的情报机构之一是武官处。六十已出头、身子尚未发福的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俄语讲得流利，熟悉苏联生活方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沙皇军队作过战，二十年代初在军队部情报处研究过苏联红军。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德苏军事合作的最后几年期间，他在莫斯科担任军事观察家，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返回莫斯科正式担任陆军和空军武官。他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幽默感：有一次他说，他可能陷在俄国的沼泽泥潭里“壮烈地死去”。可他也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家伙：美国外交官举行招待会，他说“食品是从电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说出席招待会的俄国人是“最低劣的人”。他缺少德国人所说的“男子汉的勇气”。由于害怕希特勒发脾气，当他在一位武官举行的宴会上坐在希特勒的旁边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最好不要讲出对苏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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