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还希望对历史有所贡献。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情报上升到了现代的重要地位。它力求回答为什么那位如此巧妙地驾驭过现实、后来成了欧洲主宰的人物，却怒气冲冲地把他办公桌上讨厌的情报文件一手扫掉。它调查了德国式的狂妄自大对德国情报所产生的影响，探寻了那种狂妄自大的根源。而且，由于第三帝国情报机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帝国社会的其他部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也发生过，因而情报界这个缩影可能有助于显现整个纳粹社会的面目。
最后，本书为军事情报捉供了一些理论，或许能使公众警惕毫无限制的情报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的情报机构开始越俎代庖，掌管对外政策，结果往往产生了副作用。当今情报机构的许多人也会仿效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和写作的主要结果还是这本书。这本书对于喜欢有关谍报、纳粹德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的男女读者来说，可能具有吸引力。
写作这本书，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德国情报机构和德国枪炮的每一次胜利，正好是正义和自由的一次失败。
我不能以肯定的观点或颂扬的词句来赞美德国的这些业绩；我不能抱着道德胜利感来结束描写这些业绩的故事。倘若我是在写同盟国，我便会抱有这种胜利感。赞美之词每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有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可以加以使用，例如《失乐园》中的几句诗，就维妙维肖地形容了空中侦察的情景： 彼时撒旦，正沿冥夜这方的天墉而进，身挂在鸿蒙气里，半暗微明。
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颂歌来美化纳粹德国的恶棍及其元凶。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着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吗？因此，我割舍了可为一个篇章的结尾添姿增彩的褒扬颂美之词，代之以低调的平铺直叙的散文词句。
同样，阅读这本书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情报活动是异常体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来来往往地传送纸片。可是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些活动是在双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一个背景是战争本身，战争的现实，虽说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检阅、铮铮闪亮的勋章奖牌、使人悦目赏心的电影镜头般的爆炸场面，但更多的是父亲和儿子在流血，在变瞎，在受冻，在挨饿，在死亡。另一个背景是纳粹主义，它的最终现实，不是见之于高速公路，而是见之于毒气室里被屠杀的无数良民百姓。
因此，这本书的色彩不是姹紫嫣红，它的声音不是喇叭的鸣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夺目。这本书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纳粹党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声音，是人的肢体被炸断时发出的惨叫，是党卫队的机枪先朝着母亲，后朝着她们的孩子扫射时孩子发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从死者脚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鸡的俄国战俘，是戴着黄五星的小男孩在举着他的双手。在一本描写德国情报活动的书中，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们是绝不会被忘记的。
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常常只是充当我的意见的共鸣板。有些人特别热情，我愿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首先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及其同事，两年中，他们盛情接受我为高级研究员，使我在与给人以启迪的各界学者的多次谈话中获益非浅。尤其是德国问题讨论会主持人安东尼·Ｊ·尼科尔斯，他不仅为我联络了友谊，而且给了我启发。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艾布莱，允许我在她那儿进行研究，查阅当时还未编目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Ｈ·Ｒ·特雷弗一罗珀，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作品的论文答辩，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为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鼓励深表感谢。
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齐切利讲座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加深了我在军事史许多方面的知识。尼古拉斯·雷诺同我就德国军队问题进行的无数次讨论中，同样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蒂莫西·ｗ·梅森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国历史中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那些方面的内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诚恳地把有关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在英国和美国间谍活动的档案的珍贵缩微胶卷借给我。戴维·欧文向我介绍了许多的珍贵资料，不是他，我绝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的一年研究期间，该馆工作人员不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为我带来了友谊。我的顾问赫尔穆特·福威克特别热情。提供帮助的还有弗里德里克—克里斯琴·斯塔尔，格尔德·桑德霍弗，艾尔弗雷德·博特拉，汉斯约瑟夫·梅尔雷弗，马丁·齐格尔，伍尔夫·诺克，埃里克·克罗克，罗伯特·莫泽和奥斯瓦尔德·宾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罗伯特·沃尔夫档案室总是效率卓著。帮助它和我的是约翰·门德尔松、乔治·瓦格纳、约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军事史料的军队中心，莫里斯·马特洛夫、查尔斯·麦克唐纳、德特马·芬克和汉纳·蔡德利克总是有求必应地供给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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