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卷 标题 内容Ｉ 敌台， 第一部分 伦敦的英语广播（红色）。
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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