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这位翻译听到俄军第二十一号指挥所呼叫各连连长收听电话。他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清楚，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第二十一号指挥所的指挥官清楚地喊道；“还剩四十五分钟。”
十分钟以后，一个俄国人在电话上问另一个人；“乌西纳！我们什么时候再次开始Ｙ”
回答说：“三十五分钟以后。”
这个翻译将这段谈话报告了师部情报官，后者正确地判断出敌人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德军有了戒备。当俄军正在集结各连兵力的时候，第二十四步兵师和邻近的第五十步兵师的炮兵，以及军部直属炮兵部队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当他们最后成营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只有少数主力部队才接近了德军的主阵地。步兵用轻武器将他们击退。俄军接连发动了几次配合得不协调的进攻，每次都被打退。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们终于放弃进攻，撤回原地，德军因此牢牢控制了主阵地。
第二天，第二十四师情报官宣布； “电话窃听侦察在一月二十一日敌人的进攻中再次取得了重大成果，为胜利击退这些进攻打下了基础。在防守中，电话窃听侦察可以发挥重要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作战部队的普遍承认。”
同政界不一样，军方欢迎通讯情报。实际上，在战地，通讯情报是获取敌军情报的最重要渠道。
为了获取通讯情报，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通讯机构。其中最老的，从理论上说协调所有同类机构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瓦解了德军的通讯情报机构，把这些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抛到街头。为了保存这个有价值的工具，为了使人们就业，一位只有二十四岁、骨瘦如柴、开朗坦率的中尉，在同德国和来自俄国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准军事组织——自由军——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这个中尉就是埃里希·布申哈根。他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担任电报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通讯情报分析，还在意大利前线同奥地利人一起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他所在的志愿人员情报分析所，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开始工作的，这个所设在柏林腓特烈大街二零三号那栋房子的顶层。起初，它只是翻译从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通讯中截收到的普通文字材料和电台广播。一九一九年春天，密码分析人员参加进来了，到了五月，这个机构开始提供密码分析结果，俄国的一种野战密码被部分破译就是一例。不久以后，防务部门接管了这个机构。陆军为了把收集情报的机构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值得称道的尝试，将这个机构附属于军队部三处（情报处）。它取名为密码中心，搬进了本德莱尔大街陆军总司令部。
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布申哈根离开的时候，密码中心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三十二人。他的继任人都是一些军事行政管理人员，除了一两人之外，并不大懂通讯情报工作。长期的专职负责人是威廉·芬纳。他高高的个头，一副温文尔雅的教授气派。一八九一年，他出生于彼得斯贝格，在那儿上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俄语翻译和大本营几个参谋机构的情报官。后来，他在近东当了短时期的德国特务，被英国人抓获，关押了一年。凭着他同情报机关的联系，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密码中心，第二年担任了密码分析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对工作胜任愉快的技术领导。他虽然富有组织天才，但还是过分强调了他的密码分析组的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损害了整个机构。他的一个下级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合作，是由于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消极的。这个下级把他比作歌德笔下的“否定一切的魔鬼靡非斯特”，但也把他誉为德国密码分析人员的“灵魂和灵感”。
一九二八年，一位新任国防部长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将谍报局划归国防部，将所有情报机构交由谍报局集中领导。早就为国防部和陆军破译密码的密码中心，同谍报局一起从陆军总司令部搬到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谍报局二处。
同国防部没有工作联系的海军密码破译机构，只在谍报局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这种安排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三十年代谍报局改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联系统统取消了。密码中心虽然同谍报局保持独立，但仍然留在国防部。海军保留了它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则正在建立自己的通讯情报总部，因此，密码中心可以集中精力为国防部工作了。一九三八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了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武装部队通讯机构的一部分。快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经扩编为密码处了。
密码处办公楼的大门在蒂尔皮特楚费尔大街八十号——武装部队在这条大街上占领的许多私人住宅当中的一家，这条大街毗连两岸树木成行的兰德韦尔运河，就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附近。这栋楼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大空袭摧毁之后，密码处总部搬到波茨达默尔大街五十六号的一座半圆形现代化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的名字引起了许多难听的笑话，因为它的德文名称Ｈａｕｓ ｄｅｓ Ｆｒｅｍｄ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不仅可以当作旅游问讯处讲，也可以当作同外国人发生男女关系的房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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