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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清宫的禁忌_诗梵【完结】(128)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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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个民族是一家,是今天我们这个大中国完整版图的构成,每个历史朝代都有错误和过失的~~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文禾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冯佐哲

  清代经过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经营、治理,缓和了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政权;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乾隆统治时期,已初步建成了一个国土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世界大国。

  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兴旺与繁荣,使农业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地发展起来;物质财富相对增加,人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在乾隆朝整个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人们所说:习尚浮华奢侈之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特别是以乾隆皇帝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官僚、士绅、商人等),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一扫清初提倡的尚俭的淳朴风气,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弥漫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在社会人群中形成了“朴俭为耻”,“浮华为荣”的观念;其次,在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毫不隐讳,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甚至有的人还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的标志,而往往不能自拔;再有,仕宦阶层中不少人已丢掉了往日的清高,拼命追求孔方兄,向商人靠拢,羡慕商人的金钱与奢侈生活,与其交往密切,甚至不少人自己也经营起工商业来。他们在注重不断扩大自己的不动产(土地、房屋)的同时,更喜欢要现金,以便在流通中赚更多的钱,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开化、进步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人中和坤就是一个典型,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种种特点,本文试以其为中心,略加分析、论述。

  一

  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战火连年,人民涂炭;再加上天灾不断,造成了人口锐减,百业凋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至清初时“俄辅多失业之民;吴越有水涝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闽楚馈晌未给;两河重困于备镭;三楚奔疲于转运;川蜀虽下,善后之计未周;滇黔不宁,进取之方宜裕”。因此,清前期顺康雍三位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例如,崇尚节俭,杜绝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裁减冗员(包括太监)、招抚流亡,垦辟荒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以及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实施“兹生人口永不加赋”,“地丁合一”与“耗羡归公”制度等。这几位皇帝一般都保持着满族在关外的淳朴之风,他们的性格也比较尚俭,顺治帝就曾不只一次地说:“联素慕检朴。”他深知物力维艰,提倡节用民财。亲政不久就颁布上谕停止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赋役和进贡方物。如,停止陕西汉中地区进贡柑子,停止江南进贡橘子,停止河南进贡石榴,停止江西进贡龙碗,停止山东临清地区烧造城砖,运至京师(即北京)……。此外,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象其他帝王那样为自己修造陵墓,并且还留下遗嘱给自己的继承人:“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当然这与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匿乏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否认顺治帝尚俭的品格。康熙帝即位后就经常以奢靡无度的晚明诸帝为鉴,而以历史上的大禹、周文王、隋文帝等帝王的勤邦俭家为楷模,“检身省心”。他经常说:“帝王致治,首在维护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此外,在他的《圣谕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他的继承人雍正帝更是身体力行,把《圣谕十六条》加以说明,并作了“像解”,命名为《圣谕广训》刊刻印发。雍正帝即位伊始,就宣布停止进贡鹰犬,并把宫中豢养的珍禽异兽全部放掉;他还表示不搞游猎,以及暂不搞秋称。他一生不狩猎、不巡幸,很少走出京城;在位期间除了扩建圆明园和兴建了一些庙观外,很少再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他平日生活“肃俭勤学”,反对浪费,并经常用此教育臣民;就连平时使用的文房四宝和扇子等物,他也从不浪费,一再声称要尽量节约,少进贡为佳。据说他连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也都拣起来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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