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结语：
历史，是不能泯灭的记忆，华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她的复兴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政治和权力都是暂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文化是永远的！
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作者：文禾
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陈开科
俄罗斯北京布道团在俄中经济贸易中的角色，主要是秉承沙俄政府的意图，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认为，布道团之所以积极干预俄中贸易，与沙俄政府对其职能的规定和训诫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布道团成员，特别是布道团首脑，自从进行内部整顿之后，就开始以情报收集为手段，实际干预俄中贸易。
俄国对中国的初期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关系。而且，通使关系，除了土地要求，边界问题外，主要目的之一仍然是为了解决两国的通商关系。1654年，沙俄向中国派去第一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在给其训令中，就说：“要秘密探明：博格德汉对俄国朝廷的态度，他是否打算派遣使者和商人随带货物前往俄国？···他们有哪些贵重首饰及宝石？是当地的手工艺品，还是外来货？是从何处和如何运去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能否持久？向进口货物征收多少税？粮食，辛香佐料及蔬菜的收成怎样？最后，还要探明由俄国边界到中国边界走哪条路最近？”[1]。这里所讲，主要牵涉中国政府对和俄国贸易的兴趣以及政策，中国可以用来贸易的物产，以及商路的情况等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问题一直是俄国人努力关注的。如果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个商业贸易的情报问题。由使团，或商队，再到布道团，关注俄中贸易的各项情报始终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此后，每届使团和商队，沙俄政府都要给予这样的训令。而这些训令之中，搜集中国的贸易情报始终是其主要内容。
1675年，俄国派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沙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就说：“9).极力劝说中国商人携带货物到俄国去···12).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2]；1693年，著名的伊·伊杰斯使团出使中国，在给他们的“五条”训令中，第五条就是有关收集商务情报的。俄国政府要求伊杰斯一定要争取“游览国内市场，要注意各种货物的买卖和纳税情况，以及何种商品自何处运往何处等等”[3]。由于这些使团不负所望，收集了大量各种政治，经济贸易的信息，使俄国人开始初步了解了中国。于是，从1698年开始，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就开始陆续派商人前往中国贸易[4]。
1719年，俄国组建伊兹马伊诺夫使团。临行前，外务委员会给他下达了十三条训令。其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条是有关商务的。而第十一条则明确要求“···所有这些情报均应做好秘密纪录。特别应注意地是：从中国最好购进什么货物运回俄国于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什么最好的办法才能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在中国比较畅销？”[5]。
1725年，外务委员会给萨·弗拉季斯拉维奇使团的发布三条密令，其中第一条里说“他—弗拉季斯拉维奇，应察看中国城市及其地理位置，探知···中国各地的物产情况，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以及小城镇、湖泊、乡村、草原及森林的情况”[6]。可是，从后来弗拉季斯拉维奇所提供的报告看，密令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报告中，它仅仅描写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及其它基本情况[7]。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俄中交往关系尚浅，俄国使团人员不可能在北京呆很久，何况不能自由前往其他地方。加上当时俄国人对汉语不太熟悉，所以，要弄清这许多经济贸易情报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国政府虽然不知道俄国商队负有什么特别使命，但总的来说对这些人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1744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沙俄国家第五次商队）到达北京后，据后来列勃拉托夫斯基提供的报告：“商队在北京的整个期间，中国人对俄馆实行了严密封锁。俄馆墙外四周都栽上了荆棘，好像那里是几座监狱，里面关着犯了重案而戴上脚镣手铐的囚犯似的。这是在别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在俄馆附近有一千多名士兵，每天旁晚日落时监护官就从外面把俄馆大门锁上，整夜他们都把大门的钥匙揣在身上，早晨日出时才打开大门上的锁。每当俄国人外出时，不管是谁，后面总有一个中国士兵跟着” [8]。其实，满清政府之所以这样严格对待商队，倒不是意识到了情报的重要而注意保密（有识之士真正意识到这点，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后了[9]），主要还是怕这些俄罗斯人上街扰民滋事。尤其当时边境叛逃、纠纷事件不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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